李自成的生死问题历来是史学家争论的一个热点，史学家就此曾多次去湖南、湖北的有关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确实取得了充分的证据资料。只是1949年以后这种研究便中断了，对李自成的死因便得出了唯一的“科学论断”，即李自成在湖北通县的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团练的剿杀，李自成战败身亡。在1949年以后的中小学教科书及大学历史系教科书中均是做这样记叙的。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当时只是处于政治环境的需要，李自成作为明末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理所当然地要战死，而不是去苟且偷生，以显示李自成的革命意志的坚定，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来教育全党的干部、群众，提高其政治思想觉悟。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恰恰相反，李自成并没有战死，随着明末农民运动的彻底失败，李自成便携带他起义多年的积蓄，到了湖南省偏僻的山区临澧(旧时称安福县)隐姓埋名，然后买了许多土地，娶了当地的一名漂亮女子，做起了名副其实的地主，就这样一代代的繁延下去了。或许是陕北、湖南远距离通婚的缘故，三百年后在李自成的后裔里，出现了现代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其原名为蒋冰之。这些在丁玲的自述、传记中都有所记载，近年挖掘出来的史料也充分证实了其真实性。由此可见，李自成改姓蒋后，最终蜕化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才是真实的历史。还有一些研究资料认为李自成战败后，出家做了和尚，在晨钟暮鼓声中自省。虽然也有几条史料证据，但结合李自成的个性特点，他是不可能长久忍耐出家带来的孤独与压抑的，农民出身的李自成靠造反挣得了不少的钱财，娶个漂亮女人过舒心的日子也是他的追求，至于治理国家他就不行了。从社会最低层通过造反取得了政权，但却缺少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改造，由此看来，他也不可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黑格尔说过，历史本来就是灰色的记忆。因为人们的活动界限并不是分明的，正如胡适说的那样，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人在发掘历史时总是把符合自己需要的那部分提取出来，然后进行加工改造，把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历史采取灰色遗忘的方式，甚至于为突出某个人物或事件，移花接木，把别的人物或事件用文字转移到所要突出的人物或事件上。因此，历史究其实质是现代人的历史，这便是历史的科学价值。从有关李自成的文学传记描写中，人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其政治性、现实性，对李自成的描写遵循着唯一的法则，就是李自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形象，与《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同出一辙，这也是李自成死后后人给他的最大的历史荣耀。在对李自成的研究上循遵的另外一条法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以显示李自成与广大受苦农民是一家的形象，似乎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运动都是只对地主阶级的一种砍杀，对农民却秋毫不犯，并且广大的农民还从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好处。

　　最近我去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活跃的中原地区，翻看河南鹿邑县县志有关明末的部分，发现李自成的农民军在鹿邑县除县西南任集乡的柴庄之外，把鹿邑县其余所有的人口全部杀掉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李自成下令对整个鹿邑县进行血洗，天快要亮的时候，一个士兵跑到李自成面前报告说，现在只有一个叫柴庄的村子还没有进行屠杀，李自成看天已快亮，就借着黎明的微光向柴庄望了一下，说：这个村子不会有多大的出息，就算了吧！就这样，这个村子算是保住了。所以今天鹿邑县居民的先人大多是外地迁来的，只有柴庄一个村子的柴姓人家算是正宗的土著人。也许是巧合？这个村子也果真应了李自成的那句话，三百多年至今没有出过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就是在今天，全村学历最高的也只是初中毕业。同样，与李自成同时起义的张献忠，在“文革“时期也被刻画成农民运动的重要领袖，与李自成一样爱民如子，与广大受苦农民打成一片。可据有关的史料，张献忠却是一个可怕的杀人魔王，在四川起义的日子里，他几乎杀尽了所有的四川人，到清代时政府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稀少，把湖南、湖北、江西的居民大量地迁到四川，邓小平、朱德等伟人们的先辈就是那个时候迁到四川的。

　　由此也可以印证，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是有其局限性的，阶级这个概念，没有太多文化的中国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它的重大社会意义。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