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曾经因身体原因与美国驻华大使的职务擦肩而过；他是世界上薪金最高的汉学家之一，是第一个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的汉学家；他解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诸多谜团和悬案，他也为冷战时期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打开两国学术交流的大门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抒情诗人和秘密活动家的迷人混合体。他写的最好的书在每个角度都含义深刻，无论在长度上还是在精神上，充满着意外，承转着情感。魏斐德可以被称为过去30年中最好的近代中国史学家。”———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

　　大门口的陌生人

　　1974年，风华正茂的魏斐德终于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不是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汉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美国药理学家代表团的翻译出访中国。这个中国大门外的陌生人进入中国用了许多时间。

　　魏斐德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城。“我生于1937年12月12日，日本军人开始在南京城烧杀淫掠三周的那一天。”魏斐德1992年在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讲中这样说。

　　父亲是魏斐德的第一个精神导师。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递给几岁的魏斐德一本书，然后习惯性地告诉他：全家期望能在一周内，听到他在晚餐上发表对这本书的看法。魏斐德这样系统地阅读了从古希腊、古罗马史学家的著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一直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

　　魏斐德有时会因为不喜欢一本书的内容，厌恶这项任务，比如吉本、卡莱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书。有时也会是惊喜，比如读到莫里森的哥伦布传《汪洋大海上的舰队司令》。

　　多年之后，魏斐德认为父亲对他的教育“远远超过他就读过的任何一所中小学”。

　　1944年，魏斐德父亲撰写的小说《小贩》，被好莱坞改编成颇受欢迎的同名电影，赚了个盆满钵满之后，父亲下了一个决定：带全家周游世界。7岁的魏斐德从此开始了云游的生活，一个意外的收获是，魏斐德先后学会了法语、西班牙语，后来在哈佛又学会了俄语和德语———正是因为他掌握多种语言，美国中央情报局还试图招募他。

　　195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魏斐德正在巴黎攻读一门东南亚课程，他被越南的一个民间教派吸引，这一兴趣很快把他引向对中国民间教派的关注。恰在此时，法国记者门德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进一步激起了他的兴趣，从此不能自拔。

　　1960年，魏斐德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列文森(JosephLevenson)读博士。为了完成伯克利东方语言与东亚历史系的博士课程，他需要学习另外两种外语———中文和日文。

　　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魏斐德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起源和研究创造社之间进行选择，最终他放弃了撰写那些“从浪漫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文人，而是写那些在广州不用武力就不能进入中央王国的‘大门口的陌生人’与珠江三角洲那些坚决要把他们拒之门外的领袖们之间的冲突”。在完成这篇有关1839至1861年间华南地区社会动乱的博士论文《大门口的陌生人》之后，魏斐德开始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系。那时，魏斐德刚刚27岁。

　　伟大的事业

　　1974年首次中国之行给魏斐德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颐和园昆明湖上“那庞大而静止不动的石舫”，就在熟谙中国近代历史的魏斐德感慨皇家园林耗费了原本应用于装备大清舰队的财政支出的时候，他发现前面两个身着海军制服的健壮青年。“我注意到他们衬衫上的铭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郑和的七下西洋之后，这是中国的武备将政府权力的延伸第一次引入东南亚的海域。”他指的是当年发生在西沙的战事。

　　1992年，魏斐德在纽约希尔顿饭店舞厅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发表演说《远航》，讲述了童年时辍学随同家人自驾双桅帆船“夏伦娜号”的旅行，也回顾了哥伦布第二次来到新大陆，以及华工在古巴的惨痛史和郑和的印度洋之行。

　　1949年初，父亲把不满12岁的魏斐德领出古巴寄读的学校，乘上一艘56英尺长的双桅船“夏伦娜号”，开始了追溯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计划。

　　哥伦布1494年的船队，沿着他所认为的从中国和亚洲大陆伸出的巨大半岛的南岸航行。“直到获得能够证明其大陆特征和属性的确切证据；并且如果可能，还想和那位神秘莫测的‘大可汗’取得联系”。这座臆想中的“中国半岛”，其实就是古巴。哥伦布意图搜寻古巴南海岸一处被阿拉瓦人称为“Magón”(蛮子)的地方；哥伦布误认为此地即是“Mangi”———马可·波罗对南中国福建省的命名。魏斐德家的“夏伦娜号”没有完成哥伦布之旅，在不幸搁浅后中断了行程。

　　在返回停泊的港口后，魏斐德听说了许多关于华人偷渡者的闲话和流言。“所有这些都加深了我心目中‘中国人即是温顺的牺牲品’的印象：他们像任人宰割、任人屠戮的羔羊一样被动而驯服。如同被哥伦布的大狗狂咬和撕吞的阿拉瓦印第安人，中国人仿佛不过是另一个可悲的实例，证明西方征服者对非欧洲人的欺骗和迫害。”

　　多年后，在经过对华人移民古巴历史的检索和研究之后，魏斐德全盘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人的印象：“与我的童年印象相反，中国的劳工并非‘被动的苦力’或是剥削者‘怯懦的牺牲品’；他们在古巴从1846到1877年的历史经历，恰恰反映出一种积极主动得多的‘反抗—不服从’。”

　　这种“反抗—不服从”的主题，也被写进了魏斐德最重要的著作《伟大的事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中文本翻译为《洪业：清朝开国史》)里，他在书中讲述了多个守节死难者殊死反抗的悲剧故事。

　　“《洪业》的中心概念是‘忠’的问题。”魏斐德说：“忠到底是什么？它作为实际生活的准则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对于归顺清朝的明朝旧臣洪承畴，或者是明朝时在扬州被围困及后来的屠杀中丧生的史可法那样的老忠臣，对他们为忠而造成的不及预料的后果，又该如何看待呢？与其像一位哲学家教授从本体论的角度探讨宋朝程朱理学那样，干巴巴地用事不关己的态度来谈论忠在道德上的暧昧或者切身利益与自我认同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决定去写满汉各方坚持以某种方式来献身于忠的男女们。我尽量将这些‘具体现象’置于相应的时代背景中，从而导致了一种叙事形式，它使剧情从华中延伸到东北边远地区，交替出现于各种篇章，直至汇于北方首都，直至另一代忠臣奋斗在南方呈现。”

　　魏斐德解释说，这种穿插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含蓄，而含蓄就意味着被懒惰的读者所忽略，被“生硬”的社会学家所鄙视———“因为他们把叙述性历史作品简单地当作讲故事……讲故事何罪之有？”

　　这部著作获得了列文森奖，被称为“一部拥有无与伦比的视角、抱负和叙事能力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一部真正具有世界观和全球眼光的史书”。

　　费正清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论《洪业》：“对于任何对中国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从现在开始，魏斐德的书是他首先要读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魏斐德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夏多明(Dominic　Sachsenmaier)有这样的评价：“魏斐德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是他的叙事能力。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中学者们发明了复杂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名词使读者们望而却步。魏斐德对于所有在学术中呈现的理论都谙熟于胸，但是他有讲故事的能力，在历史中注入血肉和生命力。他有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他把这种特质和历史学家的精确性结合在一起。”

　　魏斐德曾经的理想是成为一位小说家。在哈佛求学期间，魏斐德撰写了三部小说，第三部《皇家棕榈大道17号》在他大学毕业后以伊文斯·魏克曼的笔名发表，印数达10万，超过他后来写的任何一本史学名著。

　　“即使在最紧张疲惫的阶段，包括生命最后时刻患癌症住院时，魏斐德都手不释卷，其中尤其偏爱关于航海和侦探的小说。”魏斐德的夫人梁禾说。

　　“他热爱美食和美酒，他的餐桌上总是充满了令人称奇的故事，因为魏斐德是一个出色的故事家。”魏斐德的开门弟子、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Esherick)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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