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1937年的爱情》：1937年是中国上世纪最重要的转折点

　　主持人：《后羿》预计明年1月上市，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作品。叶老师，其实我最想和您聊的是《1937年的爱情》。前几天在我在网上找到这部小说的时候，非常激动。它就像一颗10年前的子弹击中了我的记忆。1996年的时候我还在广西一个贫穷的小镇上当工人，我甚至能够记得，我当时从厂里的阅览室里借到那本《收获》杂志的情境。《1937年的爱情》是你最钟爱的作品吗？

　　叶兆言：作为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钟爱不钟爱说不准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自己的孩子。写作有两个幸运，第一个幸运就是老天爷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很长时间，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到写作活动中间，这其实是很愉快的，虽然它像坐牢一样暗无天日，但是它能让你进去。因为写作希望能有一些人，能有一些读者，因为写作总是面对你想像中的读者在倾诉，很希望有人能够对你写的东西引起反响。比方说我想起当时姜文在法国，也是在法国什么地方看到这个东西，很激动，通过很多人打电话找到我。对于我来说，作为写作者，写作就是一种共鸣，特别希望能够这样。

　　主持人：我特别喜欢这个名字：1937年的爱情。里边有一种无法言述的悲情。我8年前刚当记者时，还曾经模仿这个标题写过一篇《1966年的爱情》，瞎编了一通我父母的爱情故事。你为什么要选择1937年这个年份，是因为你固有的南京情结吗？

　　叶兆言：我想应该是。选择1937年，因为1937年确实是中国上个世纪中间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还有一个和它媲美就是66年，因为它确实是太大的事件，它完全改变了中国发展的方向。我自己个人对现代史感兴趣，你要研究现代史，37年是重要转折点，解释37年就是解释民国，就是解释很多49年以前的事情。

　　主持人：以后我要是有机会，我也尝试学习您的风格，来写一篇真正的长篇小说叫《1966年的爱情》。

　　你在《1937年的爱情》里写到："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仿佛一艘在风雨中飘荡的已经漏水的战舰，它尝试着驶向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然而充其量只能是在历史的大海中颠簸起伏，最后可悲地葬身海底。"我们聊聊南京吧。我一直觉得南京是一座忧伤、沉默和奢靡的城市，哪怕是寻常的酒吧，譬如"生逢70年代"、"1912"，单是听名字，就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悲伤。这座城市似乎一直沉浸在民国的记忆中，沉浸在历史长夜的挽歌中。有没有这种感觉？

　　叶兆言：应该是这样。跟朋友聊天也说到这个，这个地方是亡国之地，因为老亡国，让这儿老百姓有一种蛮不在乎的心态。南京老百姓口头禅其中有一个，就叫“多大的事儿”。还有一个南京人说“烦不了”，这种事情确实是比较苦闷的。我性格中间确实有很多南京人的因素，因为我从小就在这儿长大，小学、中学都在这儿上的。举一个简单例子，会觉得南京比较可爱。到了大机关，大单位，领导全是外地人，一个外地人不会感觉在这里受排挤的。这个地方随时随地接受别人，无所谓，所以站起来说话的领导都是外地口音。这也挺好的。

　　主持人：所以南京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包括您还有苏童老师、韩东，特别多。我去过南京三次，对南京的印象非常好，我觉得南京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小调在里面。

　　叶兆言：重要的原因，不和别的城市比，和上海比，没有那么多挣钱的机会。和北京比，没有那么多做官的机会。你说一个人不做官不挣钱，只能出书有点名气了，很自然，很合适的。

　　主持人：这部小说你本来是想写战争的，最后却写成了爱情，为什么，是不是觉得无法承受战争之痛？

　　叶兆言：写作有时候是解释不清的，写作你会准备很多东西，最后你发现你会走到另外一条路上，最初这个小说名字是“故都南京1937年”，是按照年谱的方式编小说。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一个辞典，对写作来说形式很重要的，最重要我花大大气编了1937年12个月，曾经很详细地做了12个月中间像年谱一样的东西，做了很细这样的东西，原来是准备写这样的东西。可是等到我开始动笔，突然我的思维发生了变化，我把原本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给放大了，原来我最初的小说，我刚才说的是构思，最初的小说应该是社会，是一个像群像一样的东西，是年谱。后来为什么改成1937年，我自己也琢磨不清，也许我意识到用年谱中间记述的成分比较大，我曾经写过一个关于厕所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会出现重复。我中间写了很多厕所的资料。

　　主持人：我曾经看过，非常地有趣。

　　叶兆言：如果这个长篇也是这样的，有点重复，一个作家想到自己的重复就感到无趣。你看我的序就有这个苗头，突然发现一个转折点，最后就完全放弃了，就放弃了大量的东西，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阅读这年的报纸，因为报纸反映最清晰了，后来发现都没有什么用了。因为我怕读者看不下去，我必须要提供一个爱情故事，让别人跟着这个爱情故事了解这一年。到后来把原来的主线放弃了，把原来的副线变成了很重要的东西。

　　主持人：小说的最末尾，丁问渔在江边沙滩上被日本战舰打死，一个和尚想去扶他起来，脑袋也被打开了花。我总觉得，这样的结尾，似乎在隐喻着什么？

　　叶兆言：我自己说不清，我写的时候感觉应该这么写，这就是我想出来的结局。

　　主持人：你在后记里说，为了写《1937年的爱情》，你查阅了很多资料，在此之前，你除了写硕士论文之外，从来没有为一部小说下过这么深的资料工夫。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是你写得最努力的一部小说？

　　叶兆言：这倒也不一定，我觉得不努力肯定是不行的。一旦当我放弃了刚才说的年谱的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解脱了，原来老想到别人很少见到像年谱一样的小说，我觉得背上很多包袱，不如我写爱情就行了。我觉得刻苦是必要的，有没有关系，我说不准。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