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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泡馍就雪茄
陈忠实似乎与《白鹿原》是划等号的，其实他写过许多中短篇小说都非常精彩，我最喜欢的一篇是他写“这个货”的《我和我的亲弟弟》，那爱里透着恨，恨里夹着爱的手足情感在他的看似粗糙的大笔描摹下，让人笑中带泪。
不知道是否有哪个作家的作品如《白鹿原》一样，能同时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何况还是一部十几年前问世的作品。北京人艺、林兆华等人正在紧锣密鼓地排练中。
那天打电话给他，“什么时候来京？”只是随便一问，他却在那头用陕西味的普通话答：“后天吧，后天可能进京。”我们约好了见面。谁知第二天再打给他就又变了卦，“我过年喝了点酒，胃不太舒服，去不了了。”得，只得改电话里聊了。
他的《白鹿原》确实让他一举成名，连最边远的农村小镇都能买到各种版本的《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发行量一百万册，这些利好消息似乎还在升温。电影电视话剧同时在上演着白鹿大战，各路人马使出浑身解数打造出各自心目中的“白嘉轩”。从声音里就听得出老陈是舒心的，像刚就着滚烫热辣的泡馍吸了口雪茄——虽然听起来这二者有点不搭调。
为了清静点，他常躲到某个县里去读书。说起他三年前办公的作协办公楼，他还是娓娓道来，我可以想像他其实在记者们的“诱导”下都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我那办公室就是西安事变时软禁蒋介石的地方，他在里面睡过三四个晚上，我想像那一定是老蒋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院子的隔壁是张学良公馆，种满了奇花异草……”
他说爱看《信报》，每次来京都买。他说他喜欢来北京，因为这是个让人心里豁然开朗的城市，但是要说最爱，那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
相信濮存昕能演好白嘉轩
记者：５０万字的长篇《白鹿原》要改编成话剧，原著中一百多人只能挑出二十多人登上舞台，有人质疑话剧的改编价值，您怎么看？
陈忠实：这部话剧的改编与电影改编存在一样的问题。小说时间跨度长、人物和情节众多，舍弃哪一部分都会造成不完整性。可话剧与电影又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也有一定的受众人群。我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看过西安话剧社排的话剧《艳阳天》，感觉相当好。因为剧中集中体现的是夏收的那一个星期的事件，人物相对集中，容易处理。而《白鹿原》都是重大历史性事件在白鹿原上的反映，不太好用话剧和电影表现。但话剧与电影的导演与编剧都非常有信心，我也就相信他们能选取另一个角度来表现这个作品。
记者：电影是西影集团拍？听说主演是姜文？
陈忠实：春节前西影集团拿到了准拍证，正在物色主要演员，我这两天看西安的媒体说姜文不可能出演《白鹿原》了，说他时间上没有档期。至于最后选谁演白嘉轩，我还是相信导演吧。这部剧的编剧是芦苇，他是《活着》《霸王别姬》的编剧，这次是我推荐的。
记者：据说林兆华导演对这部剧“预谋已久”，是怎样的一个合作过程？
陈忠实：去年林导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喜欢我的小说，想改编上舞台，我一听当然很欣慰，因为人艺和林导的名声都是非常响亮的，在艺术上的追求让人敬佩。去年夏天他去了一趟西安，我带他到城东郊的白鹿原和三原县一带的农村住了几天，跟当地农民交谈，看保存得很好的四合院。
记者：看过林导的话剧吗？
陈忠实：看过《茶馆》，非常好。去年我也为这个剧去了趟北京，还见到了濮存昕。这次他演话剧版白嘉轩，我看过他演的《来来往往》，对人物情感把握得很细腻，我相信他能演好白嘉轩。
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最重要
记者：听说你这次和人艺采用“票房分红”的方式合作，是谁提出来的？
陈忠实：是人艺提出的，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合作方式，也没提出过要给我多少钱，我认为多一种传播形式就很好。大概在四五年前吧，陕西要改编秦腔《白鹿原》，当时我认为舞台表演时间本来就短，秦腔又那么能拖长腔，更不好弄，干脆就不要报酬了。最后他们非要给，收了几千块钱吧。这种分红方式也好，赚了呢大家都高兴，一旦赔了的话，我自己再要人家多少钱也不合适。
记者：秦腔、电影、话剧，甚至陶塑、连环画都出来了，听你说过其实最适宜改编的还是电视剧，如今进展如何？
陈忠实：电视剧不受时间限制，相对来说表现空间自由得多。已经与北广集团签了改编意向，具体事宜正在运作中。
记者：作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你认为最应该把握或者说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陈忠实：我认为是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这几个人物命运要让观众产生共鸣，作为艺术要准确地表现出主要人物生活时代中惶惑而痛苦的心路历程。
记者：能不能用几个词来形容白嘉轩的人物特征？
陈忠实：比较难，我理解他是这种精神剥离过程中最痛苦的人，因为他最顽固最深切地与他的时代相融。
柳青亲自给我改小说
记者：关于“陈忠实”，有两个形象说法，其一是陕西流传“陈谷陈糠陈忠实，假烟假酒贾平凹”，再一种就是上世纪你有“小柳青”之称，你自己怎么看？
陈忠实：先说“小柳青”。我１９７３年在当时由《延河》改成的《陕西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后来陆陆续续地每年都发表一篇，有人看了以为那是柳青的作品，只不过他换了个“陈忠实”的笔名，因为我的语言风格跟他的作品很像，有人就称我是“小柳青”。其实之前我尽管非常尊敬他，甚至光《创业史》就看了很多遍，但从没见过他。那杂志的编辑就拿了那篇文章给他看，柳青居然把我那小说的第一节从头到尾改了一遍，哈，这说明我其实还不够像他。有好心人把那修改后的文章复印了一份给我，我看了很感动。后来我听过两次柳青的文学讲座，但没跟他单独聊过。
我的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些变化，我成了“陈忠实”，感到很欣慰。
记者：“盛名”之下，是什么心态？
陈忠实：中国有两句民谚说得好：一句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文学写作上，任何人的写作都要吸收前辈的经验，这是好事；一句是大树底下不长苗，因为大树把阳光和养分都吸收了，你要长成大树就必须得离开它寻找自己的天空和阳光。作家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必须对生活有独立的发现与体验，否则不可能。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白鹿原》与贾平凹的《废都》都相继问世，人们便编出了“陈谷陈糠陈忠实，假烟假酒贾平凹”的说法。我听了感觉有意思。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西安一个老编辑与我和平凹都熟，他说平凹还曾给他把这两句写成书法送给他，我就说那我也写一个陈氏风格送给你，呵。
对2004年中国足球太失望
记者：您曾说“我写的小说全部都是生活中感悟体验的结果”，有人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是生活体验式的，即经验型，另一种是学者型，即通过研究资料积累学识，必须要由前者转换为后者，否则作家会失去生命力，你认为呢？
陈忠实：这话从理论上来讲有点绝对。我的创作无疑是来自生活体验，可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理性思想的，是对生活的提升，这个提升非常重要，否则每个人都不乏个人的生命体验，要写作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是不够的。就像炼钢，钢来源于矿石，而矿石就像生活，要冶炼成什么样的钢还要有一定的冶炼能力，也就是提炼生活的能力。
记者：您现在正在写什么？
陈忠实：写些散文随笔、短篇小说。
记者：还会写长篇吗？
陈忠实：这个先不透露。
记者：生活中说你有三个“情人”：足球、雪茄、酒，“她们”都好吧？
陈忠实：哈，酒是戒了，今年春节又旧情复发，喝了几杯，不行了，胃受不了，本来这两天要去北京的，可是不太舒服，不去了。
记者：你看足球的瘾还那么大？说说２００４年的中国足球？
陈忠实：哎呀！我这个球迷太失望了，２００４年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足球的最低点，虽然这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一直不顺畅，但国足败了，还有青年队能赢，青年队不行了还有少年队，实在都不行了还有女足能赢，可去年，不分男女不论年龄段都输，亚洲各赛事都和中国无缘。
记者：最后问一个您可能不爱回答的问题：你承认《白鹿原》是创作高峰，是“当枕头”的作品，还有没有超越这部作品的可能？
陈忠实：其实作家写作只是在某个特定时期经历了某种特定生活后的集中体现，他在写任何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不可能对自己说我这一部一定要超过上一部，因为如果那样想他根本写不出东西，所谓超越往往是没有创作经验的人自我想像的事，比如说鲁迅，他不可能写《风波》的时候想着一定要超过《阿Ｑ正传》。
对我来说其实有时写篇三五千字的散文也会感觉很舒服，作品本身是不可比的。所以我不跟自己较劲儿，更没想过超越什么。 (责任编辑：松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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