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凋碧树，早晨起来往窗外一看，秋意真的很浓了。昨夜已经接到了群发短信，要求在某些路段回避，尤其不要去机场，因为来我中华朝觐的友邦元首要回家了。科技不断发展，时代在进步，要求庶民回避、肃静的手段也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高科技，真是盛世不愧和谐名呀。

　　我中华大地物博，人们热情好客，有着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光荣传统，这些不远万里来到神州的贵宾们，想必满载而归，不虚此行。

　　这种会盟诸酋，显示大国气派的party，我们的祖上很喜欢搞。

　　比如春秋时代五霸先后当过诸侯国盟主，最先搞这样大聚会的是齐桓公，他九匡诸侯，何其雄哉。那时候周室衰微，中华大地一些诸侯和夷狄依仗武力征伐，扰乱了国际秩序。桓公提出“尊王襄夷”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齐桓公能当盟主，人家是有本钱的，他重用管仲，利用齐地有渔盐之利，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走富国强兵之路，所以诸侯们才买他的帐。

　　后来中华更多的时候是大一统，我天朝帝王显然不屑于和四夷会盟，而是热衷于搞朝贡贸易。朝贡贸易算经济账，显然天朝吃亏，但如果算政治账，“四夷宾服”的太平景象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

　　但凡来上国朝贡者，天朝必定大量回赠，盛情款待。汉武帝曾专门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大清国为接待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所用招待费，耗费白银八十五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而“知感知畏”，乾隆爷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中国使臣出使，也多多携带礼物，充当善财童子。郑和首下西洋，宝船六十二艘、士卒近三万人，带有大量的丝帛、瓷器、茶叶及金银钱币。扬帆出海，每到一地，若夷酋只要表示慕我中华之教化，顺我大明之威仪，就慷慨地给物给钱。

　　大明朝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但为了显示上国的仁厚，自己可以贴钱做赔本买卖，奉行“厚往薄来”。 “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对外夷来说，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不做的话简直对不起天朝的深情厚谊。永乐初年，勃泥国的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和国人贸易。有司请求向他们征税，皇帝大方地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多矣。”

　　因为有厚利可图，各国争先恐后来“朝贡”。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因为只有证明自己“朝贡”是真的，对方是假的，才能享受特殊的优待政策。这样连续贡下去，连自恃富足的大明也受不了，“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不得不对来贡者的时间、次数和人数加以限制。如朝贡最积极的高丽，洪武五年就来了五次，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高丽贡了六十次，到了永乐帝时，平均每年贡了四次。别的国家看到高丽入贡大占便宜，也争着上贡。比如日本素怀狼子野心，根本不诚服大明，但因为朝贡贸易得利甚厚，他们的积极性比谁都高。清朝继承了大明的朝贡贸易方式，康熙年间，恩准暹罗（今泰国）的大米来天朝全部免税，乾隆爷更加慷慨，干脆连和大米同船运来的其他货物也一律免税。

　　为了维持这种装点天朝门面的朝贡贸易，明清两代王朝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连那些吃俸禄的公务员也跟着吃亏。因为贡物堆在仓库里太多，而银两又不足，永乐晚年至成化年间，京官五品以上的俸禄7/10用贡来的胡椒、苏木折抵，五品以下则是6/10。-----看来用实物抵工资古以有之。

　　朝贡贸易果然换来明清两代和平的环境否？日本照样虎视眈眈，安南不时地骚扰边境。满清还是建州女真时，本来也是来朝贡大明的臣属，可一旦有了实力，就毫不客气地入关当了主子，明朝最忠实的藩属朝鲜也抱着事大主义的原则，明朝还没灭亡时就转而归顺了满清。

　　这样的朝贡贸易，让我想起十来年前《北京青年报》报道的一则趣事：那时候手机和长途电话都不普及，某位从事特殊行业的女子，走进河北邯郸所辖武安市一邮局，向家乡的姐妹发了个电报，电报简明扼要：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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