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运用的是一种简单的文字。简单文字是最见功力的，这功力不仅在于简练准确地表达复杂意思，更在于其中蕴有的意韵。余华写得最好的是他的《在细雨中呼喊》，那篇的语言也最好。那是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特征是西方式的，是西方语言的中译本。

　　可是，《兄弟》中，这两种文字他都没用。这次，他用的也许真是自己的。那是怎样的文字呢？没有文采，一点都没有，像白开水，索然无味，没有丝毫阅读快感。没文采也就罢了，那就加点节奏，加点语气，让句子生动起来，活起来，也不失为一条生路。然而，节奏、语气也没有。有的只有拉长的平坦，只是一种被水严重泡过的感觉，泡得虚胖浮肿，却轻飘，还腾空，不见来处不见归所，哪都呆不住，哪都落实不下去。

　　他是这样自若，这样脸无虑色、也无愧色，旁若无人地游乐，都不知哪来的勇气。“绝”！

　　无处落脚的“强度叙说”

　　余华和他近来崇仰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师们没有半点联系。他几乎从没用他的笔画出过一张尺寸比例准确的画。有过的几个有点像人的人，也是被抽干了脂肪甚至肌肉、只剩下骨头和皮。

　　我们在余华的文字中还从没读到过人物的思与想。他不会写心理。用他的话说，他是后来才学会“通过外部事物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他是个聪明人，一个总能智巧地发觉捷径的聪明人。遗憾的是，这次他发觉的不是捷径，只是他“以为”捷径而已。

　　有一点他没搞清：通过外部世界反映内心世界的难度，远比直述内心世界高得多！这“高”还不是一点点的“高”。通过外部反映内心的前提是对内部世界绝对精确的把握，这种把握的表现，需要更高更难的写作技巧。他连人物的内部世界都不能捕捉，怎么通过外部世界来反映内部世界？于是，又成了一次似是而非、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模仿。

　　不会写“文革”

　　以“文革”为背景写小说，对余华来说是最取巧的。中国现代史中，人性的丑陋与残暴没有任何一个阶段达到过比“文革”更充分的暴露。任何变态、扭曲、不合理、不可信的人物事件，只要放到“文革”的背景中都有可能是合理可信的。

　　固然，《兄弟》使我们对“文革”的残暴恢复了一定记忆，但余华的残暴是停在表面的，没深一步开掘，我们感到的只是残暴带来的震撼，是远距离观看式的，不贴近自己，不触及灵魂，不是发自心灵的震撼。这样的震撼对认识“文革”的本质带不来任何帮助，我们还清楚地知道，即使没有“文革”背景，没有原因、理由，作家余华还是会乐此不疲层出不穷地给我们提供打人杀人的残酷场面。这方面我们已经领教太多。

　　撇开溅血的残暴，《兄弟》对“文革”的认识，只停留在红旗、口号、纪念章、游行队伍、背诵毛主席诗词，外加纯属儿时记忆的那个无聊的扫荡腿。作为记忆，这些对一个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再精确不过，但它们只是记忆，不是认识。

　　□黄惟群（评论家现居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