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原生态已经变得如此稀缺珍贵，以致它成为21世纪的主要开发资源。2003年8月，由杰出舞蹈家杨丽萍在昆明推出的《云南映像》，乃是中国文化生长的一个重大契机，因为正是她率先提出了“原生态歌舞集”的理念。次年8月，山西左权举行的“全国民歌南北擂台赛”，也在音乐领域引入“原生态”一词。随后，文化部开始征用这个概念，制订和实施抢救性文化挖掘计划。2005年南宁国际民歌节，原生态民歌再度引人注目。今年央视举办第12届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增设原生态组比赛，而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更是高举“原生态民歌”的旗帜，成为媒体竞相追踪的焦点。经过三年的培育，“原生态”已成为最热烈的文化时尚。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原生态”意指尚未被艺术加工的民间质朴艺术形态，而在更广泛的全球视野里，它还应当囊括所有未遭现代商业文明摧毁的原住民文化。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丰厚的超大国家而言，“原生态”资源主要来自四个方面：自然、历史、地域和少数民族。其中，自然景观的开发已基本穷尽，历史文化（原典、墓葬和古建筑）的发掘也濒临终结，地域文化（民居和民俗）亦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崩离析，只有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尚未开采。原生态的绚丽歌舞，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墓葬式的宝库，它被封存于边陲群山的贫穷村落里，长达十多个世纪之久。它的重新发现，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全国性狂潮。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极易失传，存留困难，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而这种挖掘还必须依赖市场和商业的支撑；但这种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另一方面，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而这势必跟原住民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渴望发生激烈冲突。

　　我把这种由正题推演出反题的逻辑命题，命名为“杨丽萍悖论”，它来自杨丽萍《云南映像》的启示。这个歌舞集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原生态文化的强大魅力，但它被开发出来之后，必将失去原生活力，退化成僵死的橱窗标本。一个著名的前车之鉴，就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歌舞。它是80年代的原生态品种，但经过20多年的旅游开发，已被市场之手打造得面目全非，沦为商业艳俗文化的反面样板。

　　“杨丽萍悖论”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至今未能解决各国在遗产申报中出现的悖论现象。在旅游局、文物局和环保部门之间，保护和开放的博弈经久不息，两种矛盾的立场根本无法调和。文官们的互相抱怨和指责，回荡在21世纪中国的文化开发现场。

　　与杨丽萍悖论相似的是“嬴政悖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废除六国，形成文化统一的宏大格局，建立“车同轨”和“书同文”的技术-文化体系，无疑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并为秦帝国的三大战略工程——长城、阿房宫和墓室的建造提供了最广阔的资源，但它同时也是区域文明的严酷杀手。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强大发达的吴越文化、楚文化和蜀文化等，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致命的摧毁，被迫退出远东的历史舞台。而区域文明的死亡，则反过来激发地方贵族的反叛欲望，加剧了帝国的行政危机。

　　1950 年代开始的普通话推广运动，也有利于国家主义文化的传播，而在文盲占大多数的背景下推行简体字，则有利于加快识字步伐，迅速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但经过近50年的实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项推广运动的弊端。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的废止，导致地域文化的严重退化，并且还将继续退化下去；繁体字的废除，令年轻一代在接纳传统面出现了严重的意识障碍，古典精英文化无法得到承袭，恰恰相反，那种拒斥和反感心理的普遍增长，为“文革”的群众大清洗，奠定了幽灵式的心理基础。而这两项改革的负面效应，至今都未能得到必要的反思。

　　在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将继续面临各种文化悖论的困扰。1990年代兴起的新建筑浪潮，令中国的大中城市迅速完成旧城的硬件改造，现代化的生活梦想，变得唾手可得，但它同时也摧毁了城市历史脉络，令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并瓦解了人与城市的内在和谐，造成了梦的永久性破裂。这种任何权力都无法解决的悖论，应当以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命名，因为正是这枚即将完工的梦式“巨蛋”，充分表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困局。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