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活”前面往往要加一个定语“美好的”。这并非夸张的说法，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多数大学生来说，大学生活确实是美好的。风华正茂的年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以及可以预期的就业前景，没法不美好。

　　对四进大学校门三次被退学的周剑来说，大学生活也许不但连美好沾不上边，甚至可以用“悲惨世界”四个字来形容，四次考入名牌大学，三次因为旷课等原因被退学。说他是一个传奇毫不过分，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天才，不仅仅是应付高考的天才。

　　“高分低能”的说法曾流行一时，我也人云亦云地赞同，现在我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准确。对大多数善于考试的人来说，他接受新生事物、适应游戏规则的能力比大多数考低分的强，科举时代固然有蒲松龄这种屡试不第的“遗珠”，但大多数高中者确实是他们同龄人中的精英，比如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如果考试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素质，那么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凭高考成绩选拔到优秀学生就无从说起。

　　说周剑“在以高考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中他无疑是最合格者之一。但一进入大学，进入到一个以追求素质提升和以自我学习为主的大学里，他却找不到北，最终迷失在网络游戏中成为了一个转型失败最典型的例子。”（某报新闻报道中的原话）并不全面，应试教育中成功的周剑并不等于他不能适应素质教育，两种教育不是截然对立的，大学中功课通过考试才能拿到学分难道就不是一种应试教育？我以为周剑找不着北的根本原因是：正是因为大学并没有为他提供一种活泼的、充实的素质教育，使他从心底里排斥大学的教学模式。我注意到，第一次因旷课从武大退学对他影响很深，他旷课的原因之一是老师讲得没意思。如果他一次进大学，这一关过去后，也许他早已顺利毕业、就业。第一次被退学后，周剑不能适应大学教育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他就像旧病复发的患者一样，一次次重复退学、重考、再退学、再重考，对周剑和他家长来说，是残酷的，对高等教育资源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浪费？

　　新生对大学生活的不适应，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周剑无非是格外突出的个案而已，而相当多的人连滚带爬涉过了适应期。大学对学生自我学习的要求更高不假，但并不等于可以对学生放任不管，如果仅仅用出勤率、学分和规章制度等刚性标准来管理学生，像周剑这种学生考入大学一下松懈下来，没有老师及时地提醒、帮助和严格要求，最后因旷课等原因被退学和不教而诛有什么区别？我得理解是，大学比中学更重视自我学习，主要指学习的内容、学习的方法更为多样化，但学校有相当的责任帮助大学生在心理上和行为习惯上适应大学生活。英国大学学生在选课、修学分等方面相当自由，但许多学校却为每个本科新生指定一位导师。新生在生活和学习中及时和导师交流，如此能尽量避免因新生不适应可能产生的问题。记得笔者在十七年前进入大学时，我们全系的新生才30人，一进校系主任就给我们讲一堂课《如何从中学生变成大学生》，系党总支书记有个绰号“超级保姆”，他几次带我们去校外社会实践，班主任就更不用说了，业余时间来宿舍和同学们打扑克、聊天是经常性的。我们班也有非常内向的同学，但四年大学生活过得很愉快。我不知道周剑以及和周剑同龄的大学生，在他们感觉到强烈不适应时，有谁会发现并及时伸出援手。我们现在的一些高校，往往是该放开的不放，不该放的却放开了。所谓该放开的是学生的选课甚至选系，这应当充分尊重学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述当年在西南联大学习，从化学到历史，再到外语，换了三个专业。不该放的则是对学生心理和生活的关心，本科新生是大学中年龄最小的，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关爱。和恢复高考制度时那些在社会上磨炼多年的大龄学生不一样，现在的大学新生独生子女多，在家父母十分宠爱。今天的高校，如何帮助新生适应大学生活，如何为他们提供更有用也更有吸引力的大学教育，比以往二十多年更为突出。

　　周剑被退学后几次再考入大学，是因为需要一张毕业文凭，吸引他的并不是大学能提供他所喜欢的教育，联系到清华大学王垠的主动退学，我想问一句：大学生活在多少学生的心目中，还美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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