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情绪在1976年4月5日清明这一天被集中地释放出来。人们隐约察觉生活的哪个部分可能出了问题，却并不知道新的方向，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有力量的指引。人们通过对作为他们心目中道德品格象征的周恩来的思念来表达这种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纪念碑前纪念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入”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1976年10月对“四人帮”的粉碎给这种种疑问和困惑一个光明、充满希望的交代，也给这一年间，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画上了句号。中国在接近谷底的时候获得了重生。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政治话语笼罩着一切，它至今可能仍是关于1976年这一年的公共记忆的主流话语方式。人们谈到邓小平1976年和1977年政治生命的起伏时经常会说到，那一年北京一些街头的清晨忽然会被发现在街边的树上挂满了玻璃瓶子，很快被人理解为“树小平”;在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还习惯用旧路子来传递内心的喜悦和放松，郭兰英含泪演唱《绣金匾》来歌颂周恩来，唱到“三绣周总理”时总是泣不成声;那一年最富标志性的符号仍是《十月里响起了一声春雷》、《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这些广为传诵的诗词和歌曲;1976年第40届广交会是所有广交会中最特殊的一次，广州组织了参加当届交易会的十几个贸易团的代表和交易会的职工，差不多2000多人沿着东方宾馆、越秀山、环市路绕交易会走了一圈，队伍喊着“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游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展馆。这一行为，不过是人们在运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新的情绪。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延续，又是另一个时代开始的征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关心个人命运、关心自我了。

　　1976年的经济生活仍然一片惨淡。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这还只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很多人实际每月拿不到50元。但人们已经有了从令人窒息与茫然的氛围挣脱出来的苗头。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私分自留地事件;年广久开始摆摊做生意，许多年后他不无吹嘘地说1976这一年自己挣到了第一个100万;对一些消费品所表达的羡慕和深刻记忆流露出社会对物质的渴望已经开始，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海鸥牌照相机，蝴蝶牌缝纫机和海鸥牌、上海牌手表尽管在1976年对大多数家庭还是奢侈品，但它们很快就会进入“三大件”的选择行列，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1976年底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和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一年后，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透过一片阴霾，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和北大一名叫王选的年轻科学家跳过二代三代照排机直接研究的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获得欧洲专利的消息还是鼓舞人心的。

　　社会风气也在酝酿着改变。1976年人们对《春苗》注意的重点已经不在那些对这个剧本中“官职最大的竟是一个走资派”之类的批判上，人们更喜欢电影里扮演赤脚医生田春苗的李秀明，他们称那个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楚楚动人地站在电影杂志封面上的明星是中国的“山口百惠”;1976年的另一个电影偶像应该是吴海燕，她主演的《海霞》也让新的城市青年为之难忘;刘晓庆在《南海长城》里的亮相令她崭露头角，她和李秀明、张金玲一起很快被称作“北影三朵花”，三人中前两位的身上都极富转折时代的痕迹，她们都在90年代由艺而商，李秀明经营“大家宝”薯片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晓庆则成为备受争议的明星;1976年，在日本的邓丽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开着高衩的中国旗袍并上电视，带动了她的唱片在日本和港台地区的销售，邓式情歌的声音被录制在各式各样的翻录带里在大陆流传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

　　逐渐打开被太多重大事件遮蔽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1976年以每个人各自的故事和方式结束。1976年这个国家的众多遗留问题依旧存在，它们的解决和落实还要等待邓小平复出之后，但新的时代已经在拉开序幕。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