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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月残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忠名。伤心汉室终难复，血染杜鹃唳有声。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才武穆竟知兵。 卅年片梦成长别，万骨千秋得有名，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有声。
今天是10月10日，距离武昌首义已经91年了。我有幸于辛亥革命后又一个辛亥年出生，而今，我已过而立之年。翻看宋教仁当年为悼念黄花岗烈士而作的这两首七律，想起年初车过桃源县时，无缘去拜谒宋教仁的故居，只是在心中为他燃一柱香。透过91年的风雨苍黄，那一代人的浩然之气，奇绝血性、牺牲精神，今天有没有流风余韵呢？
那是一个冬日，地处江南的桃源还是满眼翠色，我们几个人到了桃源县城后，有人非得去桃花源公园里面转一圈。这公园无非有修篁数杆，碧水几处，再栽上一些桃树，后人穿凿，搞这么个东西出来，就是想要人相信，这是陶渊明笔下的避秦之处。
桃花源究竟是不是这个地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诞生了为宪政献身的宋教仁，和领导武昌起义的蒋翊武。
宋教仁，自号渔父，显然有纪念自己故乡桃源的意思。（发现桃花源的就是“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但是，在那个年代，宋教仁等对国家、民族负有强烈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没有想到要避世，而是舍弃优裕的个人生活，把自己投到洪流与炼狱中去。
投身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大多出生富裕或殷实的家庭，有过留洋的背景。他们回国后，如果和当政者合作，谋一个好的职位不成问题，娶几房姨太太，过着优哉悠哉的日子，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两湖精英，当年就是张之洞等人搞洋务运动，想为大清朝培养接班人，而送出国外留学的。可是历史总是这样，接班人变成了掘墓人。这些人回国后，一再举事，一再流血。从浏阳、醴陵、萍乡，到钦州、廉州、潮州，再到黄花冈，多少民族精英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本来可以成为优秀的法官、律师、杰出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或者学者。但是在为民众争权利面前，他们不惜自己年轻的生命。尽管他们为之献身的大多数百姓表现为不理解和冷漠，如秋瑾的血被人蘸馒头治病。但先行者们总是能在寂寞中奋斗，
林觉民等人没有看到武昌起义的成功，而宋教仁等即使看到了起义成功，可换来的是袁世凯的洪宪王朝。但他们仍然没有气馁。在袁世凯独裁之心暴露之时，宋教仁天真地想用国会来约束“袁大总统”。当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胜后，宋教仁雄心勃勃地准备从上海去北京组阁，可等待他的，是站台上的枪声。宋教仁临死前对谁是暗杀他的幕后主使心知肚明，但在医院里，他忍着痛苦，给北京的袁世凯口授电报。笔者不妨把这封电报抄录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豪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稳，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
好一个伟男子！也许会有人认为宋教仁希望袁世凯“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是与虎谋皮，太天真了。但那个年代，正是有宋教仁这样理想主义者存在，知识层没有普遍犬儒，所以袁世凯称帝后，蔡锷云南起兵护国，“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以一隅对全局”，终使洪宪短命而亡。因为多少辛亥志士的鲜血，已经浇开了共和、民主之花，逆历史潮流的，哪怕强权在手，依然是失道寡助，从而“亲戚畔之”。
辛亥志士，为了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铁幕，耗费了太多的能量。他们大多短命而亡。不是战死沙场，死于黑枪，就是重病而亡。黄兴活了40多岁，蔡锷活了34岁，宋教仁活了31岁，而陈天华、林觉民都是20出头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些短命英雄的豪气，沛塞天地之间。
今天，电视里满是大辫子，为康熙、雍正、乾隆等人唱赞歌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再对照林觉民《与妻书》使人泪落如雨的句子：
“我至爱汝！即此爱汝之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我们必须考问：今天的知识分子，怎么啦？
让我用一首诗结束我对宋教仁他们的怀念：
黔首皆作病中呻，
神州何处可避秦？
男儿无畏洒碧血，
渔父有胆剐龙鳞。
千年帝制付烈火，
一部约法系黎民。
九旬岁月真如梦，
而今遥想泪满巾。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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