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挖帝陵的决策背景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是打开始皇陵墓的时候了》的文章，立即引来广泛关注，评论者很快也分成赞成和反对两大阵营。
对于类似的争论，已经沉睡了2200余年的秦始皇也许早已不堪其扰了。 因为这样的争论已经持续了50年。关于沉睡的帝王是否该开棺重见天日，迄今仍未能盖棺定论。
一切都是从定陵开始。1956年开挖的北京定陵，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墓，也是我国主动挖掘的惟一一座帝陵。
定陵为明十三陵之一，埋葬着明代第13位皇帝明神宗(也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历经300余年的定陵不仅以其建筑的恢弘、典雅、精致令世人瞩目，而且以其出土的3000余件精湛的随葬品震惊了世界。
能说清定陵挖掘始末的亲历者已经不多了。赵其昌，定陵发掘考古工作队队长应该算是难得的一个。“在50年前，挖帝王陵就存在完全对立的两派观点。”赵其昌对本报记者说。
最先提出由国家来挖掘帝陵这一大胆设想的人已无从考据，有案可查的是，1955年10月4日，一份由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等人起草的《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摆在了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兹事体大，报告很快到了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和周恩来总理手中。
消息传开，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因为这份报告是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吴晗发起的，吴晗是造诣很深的明史专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郑、夏力陈当时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挖掘工作，出土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吴晗则反驳说解放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工程。郭沫若、邓拓等赞成挖掘的人也通过不同方式加紧在中央领导人那里的宣传攻势。官司最后打到了周恩来那里。5天后，报告获毛泽东首肯。
“长陵发掘委员会”随之成立，28岁的赵其昌担任发掘工作队队长。由于偶然的原因，进展迟缓的长陵发掘转移到了定陵，1957年5月，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人们打开了定陵地宫，取出了丝绸、青花瓷等大量文物。第一个进入地宫的赵其昌也被称作“定陵挖掘第一人。”
定陵被挖掘之后
然而，这个称号带给赵其昌的并不仅是荣耀。夏鼐等人的反对意见不幸言中，出土的艳丽的丝绸很快变得类似树皮，大量文物未保存下来，万历皇帝的尸骨更是被红卫兵焚毁。
如今已80高龄的赵其昌深受肺气肿病的困扰，在远离北京市区的海淀上庄镇养病，每天都要吸氧。“我不但参与这事，更是这里面的主角，我个人就更不愿意谈这事。”赵的语气激动起来。他将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关于定陵的书籍都斥为“瞎说”。他只给一本相对“靠谱”的书写了序。
这本名为《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的书记录了定陵文物被毁坏的经过：
在深达27米的地宫深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洞穴。皇帝皇后的原棺原椁哪里去了？
原来，1959年9月30日晨，曾铲下定陵第一揪土的民工王启发，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你带几个人到地宫清扫，把那些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随后，几十名警卫战士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将三具巨大的棺椁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考古大师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棺木的踪影。后来得知，这些棺木都被附近村民捡走了。
“你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很多事很不严肃，经过我手毁的东西也不少。虽然不是我直接去毁，但至少也是在我当政时期。”赵其昌说。
一次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定陵，定陵博物馆一位负责人提议：“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总理“嗯”了一声，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愠怒对陪同人员说：“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 ”
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再吭气了。
“这些人对中国的文物造成了多少危害！”赵说。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在当时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其后的文革，定陵更逃不过政治的阴影。
文革一开始，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即被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一位20岁的定陵女讲解员组织造反派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后，在“打倒保皇派”的口号声中，十几个大汉把石块猛地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 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而后，烈焰腾起。木柴伴着尸骨“叭叭”炸响。烟灰四散飘落……
即便是保存下来的文物，有些袍服的处理，也不尽人意。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塑料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我们真是太无知啦。”中国考古协会会长徐苹芳回忆。
但就在这时，一些省份正跃跃欲试地要向帝皇陵进军。汉陵、唐陵、清陵等，都响起了开掘号子……面对此种情景，郑振铎、夏鼐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此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批准，一场劫难才没有降临。
“不仅仅是不如人意，是很不如意。”赵其昌是第一个打开地下宫殿墓门的，这道门在他记忆中一经开启，就再也合不上了。
1965年，郭沫若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周恩来予以否决。
另一方面，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省，对发掘帝陵的兴趣自然更为热切。文革前，挖乾陵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郭沫若闻知陕西发现乾陵地宫陵道，并计划开挖的消息后特别兴奋，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中保存在地宫内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
王迅教授说，“郭沫若特别关注武则天的乾陵，多次表示希望生前能看一看。有些人研究了一辈子就想看看墓里边到底怎么样，他自己也以为是在为考古事业作贡献。”
郭沫若打算以与周总理多年的老交情及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身份说服周恩来。但当他讲完开挖乾陵的好处及必要性后，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
此后，不主动挖掘帝王陵成为一项中央政策延续至今。
复旦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陈淳说，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考古项目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殷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系统发掘，对我们了解上古史有很大作用；而定陵还未有定论，从保护角度说很可惜，也招致国际上的一些批评，但至少十三陵的其他陵是保护下来了。
(责任编辑：刘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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