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Adam Freudenheim 英国企鹅出版社经典图书出版人

　　2004年3月加入企鹅出版社，担任经典图书出版人，2006年9月成为经典图书和参考书的出版人。在加入企鹅出版社之前，他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工作了5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工作期间，他担任历史、文学和历史传记的策划编辑。在加入耶鲁大学出版社之前，他在Granta出版社担任编辑。Adam出生在美国，过去9年一直生活在英国，他在剑桥大学拿到欧洲文学的博士学位，在哈佛获得研究生学位。在企鹅出版社，Adam负责创立新的系列丛书－企鹅红色经典，策划2006年的企鹅经典图书60年的庆祝活动，还有其他的活动。

　　陆建德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1954年2月生于浙江抗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动态》主编。著有文集《麻雀啁啾》和《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等。目前，正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

　　相关阅读：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

　　让我们先提出一些定义。

　　一、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至少对那些被视为“博学”的人是如此；它不适用于年轻人，因为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年龄: 他们接触世界和接触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经典作品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初接触。

　　代表反复的“重”，放在动词“读”之前，对某些耻于承认未读过某部名著的人来说，可能代表着一种小小的虚伪。为了让他们放心，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也即无论一个人在性格形成期阅读多么广泛，总还会有众多的重要作品未读。

　　任何人如果读过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全部作品，请举手。圣西门又如何？还有雷斯枢机主教？即使是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系列小说，通常也是提及多于读过。在法国，他们开始在学校读巴尔扎克，而从各种版本的销量来判断，人们显然在学生时代结束后还在继续读他。但是，如果在意大利对巴尔扎克的受欢迎程度作一次正式调查，他的排名恐怕会很低。狄更斯在意大利的崇拜者是一小撮精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回忆各种人物和片断，仿佛在谈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米歇尔·布托多年前在美国教书时，人们老是向他问起左拉，令他烦不胜烦，因为他从未读过左拉，于是他下决心读整个《鲁贡玛卡家族》系列。他发现，它与他想像中的完全是两回事: 它竟是寓言般的、神话学式的系谱学和天体演化学，他后来曾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描述这个体系。

　　上述例子表明，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首次读一部伟大作品，是一种极大的乐趣，这种乐趣跟青少年时代非常不同（至于是否有更大乐趣则很难说）。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就像每一次经验，都会增添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或者说应该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以其他方式．

　　二、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 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

　　因为实际情况是，我们年轻时所读的东西，往往价值不大，这又是因为我们没耐性、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阅读技能，或因为我们缺乏人生经验。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作用，理由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例: 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个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籽留在我们身上。我们现在可以给出这样的定义:

　　三、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像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基于这个理由，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应有一段时间用于重新发现我们青少年时代读过的最重要作品。即使这些书依然如故（其实它们也随着历史角度的转换而改变），我们肯定已经改变了，因此后来这次接触也就是全新的。

　　所以，我们用动词“读”或动词“重读”也就不真的那么重要。事实上我们可以说:

　　四、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五、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我们以前读过的东西的书。

　　上述第四个定义可视为如下定义的必然结果:

　　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而第五个定义则隐含如下更复杂的方程式:

　　七、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

　　这同时适用于古代和现代经典。如果我读《奥德赛》，我是在读荷马的文本，但我也不能忘记尤利西斯的历险在几个世纪以来所意味的一切事情，而我不能不怀疑这些意味究竟是隐含于原著文本中，还是后来逐渐增添、变形或扩充的。如果我读卡夫卡，我就会一边认可一边抗拒“卡夫卡式的”这个形容词的合法性，因为我们老是听见它被用于指称可以说任何事情。如果我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恶魔》我就不能不思索这些书中的人物是如何继续一路转世投胎，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

　　卡尔维诺/文 （摘自《卡尔维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