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顾维华

　　70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

　　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这70年间，和现代中国有着那么多的话题———鲁迅，这位身材瘦小，仅生存了56年的写作者、思想者、怀疑者，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直让中国乃至世界为之震撼与感动。

　　70年前那个略略阴冷的凌晨———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这位“永远的批判者”永远闭上了眼睛，独自远行———他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条：“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糊涂虫。”

　　然而，谁会忘记他呢？他的敌人，他的朋友，他的利用者，他的读者……没有一位忘记他，即使最年轻的一代人，即使有人印象里的他只是一位“战士”———然而“战士”并非他真的面目，真的鲁迅在哪里呢？

　　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一位有血有肉的人。

　　在拂开曾经被意识形态遮蔽的他的面貌后，隔着70年时光的烟云，我们想着能够与鲁迅相遇———我们在他曾经熟悉的上海弄堂间穿行，在绿树掩映深处的纪念馆，在山阴路上的故居门外，我们想着能走进那间有着“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的书房，听他“随便谈谈”。

　　他一直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

　　他的脚印还在，我们想踩在这样的脚印上，让他的思想和我们一起“寻路”。

　　今天，我们怎样读鲁迅？

　　早报记者 陈怡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则向记者叙述一个更加丰富的鲁迅。

　　矛盾的鲁迅

　　“右派的人觉得他太左，左派的人觉得他还不够左。”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对鲁迅的评价，也许简明地道出了鲁迅“不合时适”的“矛盾”姿态。这种“矛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陈漱渝看来，更具体地表现为：有时说要爱人，有时又说要憎恨人；很讲个人尊严，但又更讲民族尊严；说“一个都不宽恕”，实际上宽恕了包括痛骂他的成仿吾在内的许多人；反对暴力，但对“痛打落水狗”式的正义施暴也很支持；前期张扬个性，提出“人各有己”，后期又强调个体要融入大众，“俯首甘为孺子牛”；珍惜个人生命，提倡“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同时也关注群体生命，呼吁阻止内战和侵略将“‘中国人的生命圈’变成‘中国人的生命’”。

　　走近丰富的鲁迅

　　鲁迅生前告诉读者，没有阅历的人读不懂他的一些作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学通史》著者张梦阳昨天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自己正是到中、晚年才读懂鲁迅在读完《清代文字狱党》后写下的《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等杂文，才更加明白了鲁迅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拔除奴隶之根性，主张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胡适的主张很相像，但区别于胡适主要通过将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以期待改造国民，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更多是“内省”式的。陈漱渝主张，阅读鲁迅应该将他的所有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他的言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看，不能断章取义。对于低年级学生，教师在这方面的正确引导尤其重要。

　　“幸福度日，合理做人”

　　尽管鲁迅屡次说，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但在这片他曾经生活的土地上，总有人与他共鸣，总有一种纪念不是为了忘却。在一个个鲁迅诞生或逝世的纪念日里，在各种意识形态曾经遮蔽了他真实的面貌之后，“鲁迅究竟是谁？”的疑问正被越来越频繁地提起。

　　张梦阳说，鲁迅研究的科学形态是鲁迅本体的趋近性还原，对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进一步阐释，应该说是20世纪后20年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收获。鲁迅“立人”的本原思想在“五四”时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已有明确的概括，即：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所以他讲究生活的余裕，不主张绷得过紧。所以，鲁迅被毛泽东和林语堂评价为“一个老练的士兵”、“有一种深沉的成熟性”，只有在被逼得没有法子的时候，才“短兵相接”。

　　张梦阳认为，“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是鲁迅留给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遗产。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