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开富：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这一人类历史壮举，中央电视台组织了重走长征路大型纪念活动，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罗开富于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他做到了必须走原路，每天走到的地方必须是50年前红军主力当天的宿营地，每一程都有向导签名，以示证明。历时368个日日夜夜，每天平均走75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每天写一篇日记。他以红军为榜样，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终于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原路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记者。

　　值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刻，罗开富用饱含激情的文字，引领我们重温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今年10月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了学习红军精神，宣传和研究二万五千里长征，20多年前，我先后在福建、江西等11个省区2800多位党史办、公安等部门的同志陪同和240多位医生边走边治疗下，终于完成了走原路线、走二万五千里，每天写一篇文章的任务。按当年主力红军走的368天，我也走了368天。回到北京后，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听取我两个多小时的汇报。他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研究长征历史”、“今天和今后，我们从事革命和建设仍可以从长征中汲取力量、勇气和智慧。”在这之后，我又多次到长征路去学习和采访，其中两次重返雪山草地，对长征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一、为什么要进行长征，究竟是什么时间、什么事件促使了突围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向全党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从1931年11月开始，就把毛泽东排挤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并且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把他们的错误路线贯彻到了整个中央苏区。

　　据我在井冈山、瑞金、长汀等地多次了解，第一个提出建根据地的是毛泽东，时间是1927年10月24日。此前一天，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行至井冈山西南荆竹山下，王佐派人接应上山。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

　　1928年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湘南暴动的一部分直属部队从沔渡到达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的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军事工作大纲》，指示“在根据区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于6月上旬称红军第四军。

　　1929年3月4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攻克井冈山东边的会昌城，9日南下经石城、宁都到瑞金壬田。第二天，他们又率部转战闽西。12日进入闽西长汀县四都镇，毛泽东乘逢圩在圩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

　　工农齐动员，革命烈火在江西、福建燃烧。1930年3月15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着当时红军最大的战略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不久，连成一片，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红色政权，名字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五省和瑞金、西江、长胜、太雷四个直属县，瑞金为共和国的首都，改名为“瑞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后常被简称为中央苏维埃主席），以后这个职务一直保留。这是“毛主席”这个称呼的最早由来。

　　1933年9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下，红军屡战失利，根据地日益缩小。但最后促使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是由于博古、李德亲自上前线指挥的广昌战役失利。

　　红军在广昌用血肉之躯与敌搏战十多天，尽管予敌重创，但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红三军团1.2万人参战，牺牲了2705人。广昌城已处在敌军包围之中。28日，博古、李德只好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撤离广昌命令，广昌失守，红军主力受到极大损失，而敌各路纵队直迫苏区中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广昌战役直接导致博古、李德考虑中央红军主力退出苏区。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往哪里退，有所准备，还是没有准备，说法较多。就我了解到的史料，访问到的红军指战员，还有按原路徒步采访，各地党史办热情提供的各类资料来看，至今仍没有找到权威文件。但有一份党中央的文件可以说明决定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是在广昌战役以后，这就是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第十一条说：“国际6月25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即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这是迄今所见惟一的党中央文件提到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即后来人们所称的红军长征。

　　从上述文件一段话，可以说明：一、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之前，党中央已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二、博古自到中央苏区后，一直以正确路线自居，李德以共产国际代表目空一切，能使他们惊慌失措的就是亲临广昌前线指挥，被敌军的地、空、炮联合进攻吓坏了，产生了绝望。所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要他们不要绝望，亦不足以“使我们惊慌失措”。

　　党中央文件的记载还可以从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记载中得到佐证。1973年，李德出版了《中国纪事》的回忆录，其中写道：“5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在前的抵抗。”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一书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

　　1998年2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一书中写道：1934年5月，周恩来“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上述佐证说明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广昌战役的失利，根据地的缩小，迫使红军不得不准备转移。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