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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是一个人，而是人就得让别人说，说好说坏是一回事，让不让说则又是一回事。鲁迅是伟大的，但正因为他伟大，所以才不怕别人说三道四。

　　最近，对今年二期《收获》杂志发表有关研究鲁迅的文章，学界有一些不同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来自鲁迅故乡的朱振国先生写给中国作协的信：《贬损鲁迅 意欲何为》。

　　朱先生是鲁迅故乡的作协主席，爱护自己的乡贤，心情自可理解。但他把别人对鲁迅的研究和看法，认为是别有用心，这就有点不近人情了。鲁迅是一个人，而是人就得让别人说，说好说坏是一回事，让不让说则又是一回事。鲁迅是伟大的，但正因为他伟大，所以才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朱先生的文章，光看他那个题目，就让人有些不习惯，都什么时候了，还用那样的口吻说话，还要用通过给组织写信的方式来参预学术论争，这些做法都是不正当的。

　　《收获》是一本文学杂志，它发表有关鲁迅的研究文章，那是他们的权利，你要是有不同意见，可以给它写回应文章，如果文章言之成理，编辑自会有他们的安排，学术乃天下公器，我想《收获》不会那样没有气量，只能发别人的文章，而不能发你朱先生的文章。朱先生虽为鲁迅的同乡，但对于别人研究鲁迅，要心存善意，万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别人对鲁迅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就是“意欲何为”？再者，既为学术研究，就要以学术研究的方法来处理，就要遵守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人家是在杂志上写文章，你却要给领导写信，幸亏现在不兴给主席上书了，如果在早些年，朱先生此举，说不定还要给弄出什么更大的乱子来，请想想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再想想对俞平伯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现在我们要对朱先生说一句老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朱先生在他的信中，历数近十几年来，学术界对鲁迅的一些看法，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对于这些年来对鲁迅的一些不同看法，我也不是完全赞同，但我却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对鲁迅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尊重鲁迅是你的权利，但不尊重鲁迅，也是他们的权利，我们不能强迫每个学者对同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只能有一种态度，这是他们个人的事，他们有自己对学术研究对象保持不同评价标准的权利。据我所知，那些对鲁迅发表了比较偏激看法的人，只是他们个人的一点学术心得，对错可以讨论，但我们不能一听人家对鲁迅说了一点不同意见，就怀疑人家的动机，以为人家有什么政治目的，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这些年来，对鲁迅有不同看法的人很多，但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一个是想借说鲁迅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韩东也好，王朔也好，葛红兵也好，你可以说他们无知，可以说他们不了解鲁迅，但你不能说他们是想借说鲁迅而有什么其它目的。在政治上轻易怀疑别人的动机，是非常时代才有的阴暗心理。

　　我们现在应该对鲁迅有一种平常的心理，他是伟大的，但他不是没有缺点，就是对那些听起来不大入耳的话，我们也要学会容忍，不能因为他是伟大的，就不让别人评价。康德说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任何东西都无权逃避批评。如果宗教想以神权的名义，法律想以威权的名义逃避批评，那么只能加深人们对它的疑惑，从而丧失它们尊严的地位，因为只有经得起由理性和自由所做的公开审查的东西，才是配享受理性的尊崇的。”如今，我们常常把对鲁迅的不同意见看做是一种诬蔑，这是不应该的。诬蔑是一个很难说清的概念，话说到什么程度才不算是诬蔑？我们不能把一些个人色彩较明显的语言，都做诬蔑看，这样对谁也不好。对鲁迅有不同看法的人，也都是知道他的价值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说到鲁迅的人，都先要对他顶礼膜拜，然后才能再说不同的看法。就是领袖，我们现在也能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更何况鲁迅还是一个作家和学者，所以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现在我们要回到这样的认识上来，任何形式的鲁迅研究，都是学术问题。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是学术问题，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学术问题。以往我们把他们的那些评价过多地从政治上来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伤害是很大的。说任何形式的鲁迅研究都是学术问题，就意味着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和学者一样，研究者有权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学术理路去对他们做出自己独立的评价，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伟大的，就认为他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天然享有特殊政治保护权和特殊名誉保护权。我们承认他是作家，是学者，就要以作家和学者来看待他。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这一点上，鲁迅和胡适是平等的，虽然他们走了不同的路，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走了不同的路，就以为他们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资格也发生了不同。学术研究的规则不能是双重的，我们当年写了数以几百万字的胡适批判文章，我们把能泼的污水都往他身上泼过。今天，对胡适研究，我们也要和对鲁迅研究一样来看待，为什么我们可以随便说胡适，而就不能随便说鲁迅呢？如果说像《收获》上那样的文章都是对鲁迅的不敬，那谁还敢再说鲁迅呢？如果那样的文章都是对鲁迅的诬蔑，那我们现在许多杂志上对胡适的那些说法，又该当何论呢？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