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