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海上飞机）

　　随后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包括库舍）的调查结果，都认为泰勒上尉必须为第19飞行中队的失踪承担主要责任。泰勒并不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而以马虎著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两次因为在海上迷航而不得不弃机跳伞而获救（泰勒还被迫在海上第三次弃机跳伞，不过那一次不是他的责任）。在这次飞行训练时，泰勒既忘了带手表又忘了带基本的导航仪器。在飞行中，他报告他的飞机上的罗盘失灵，但是相信自己能够根据目测继续带领飞行，声称无需帮助。在4点45分时，基地发现泰勒显然已迷失了方向，要求他把指挥权交给跟随的飞机，但是泰勒显然没有这么做。从通话记录可知，泰勒一直在率领飞行中队向错误的方向航行，迟至6 点时，泰勒还在命令飞行中队向东飞行，而至少有两名学生飞行员认为应该向西飞行，但是由于军中的纪律，他们不得不跟随泰勒飞向深渊。基地反复地要求泰勒改用更可靠的紧急频道通讯，而泰勒也拒绝这样做。因此这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为错误导致，其次天气也不佳。尽管在第19飞行中队刚起飞时，天气情况良好，但很快就变得恶劣。救援飞机报告遇到强烈的气流和危险的飞行条件，当时在该海域的船只报告风暴和巨浪。一位迷航而又刚愎自用的中队长带着没有经验的学生飞行员在恶劣的天气中夜里飞行，遇难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

　　但是泰勒的亲属对这个调查结果不满。他们向美国海军高层上诉。在40年代末，美国海军最高当局满足了泰勒亲属的要求，把事故原因归咎于坏天气和“未知因素”。“未知因素”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能力。第19飞行中队的失事成了“百慕大魔鬼三角”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神秘故事，在传播中又被有意无意地添油加醋，于是恶劣的气候被说成“当时天气很好”（见赵俊涛《百慕大：死亡三角》，下同），一次对学生飞行员的训练飞行被说成“参加训练的14名飞行员也都是有经验的老手”，泰勒拒绝使用紧急通讯频道被说成“无线电联络受到干扰”，那架升空后不久就爆炸的“水手”救援飞机被说成“与基地保持一段联系后也失踪了”，好像也很神秘，而实际上那只是当天出动的众多救援飞机中的一架而已。

　　对“百慕大三角”的渲染可以追溯到1950年9月16日，美联社在那一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在佛罗里达海岸和百慕大之间，船只和飞机神秘失踪”，该文的作者琼斯（E.V.W. Jones）可视为“百慕大魔鬼三角”之父。两年以后，《命运》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乔治·桑德（George X. Sand）的文章，总结了在百慕大一带发生的“奇怪的海上失踪案”。随后又有几本描述百慕大一带的神秘现象的书籍出现，比如杰萨普（M.K. Jessup）著的《不明飞行物案件》（The Case for the UFO），奇霍（Donald Keyhoe）著的《飞碟阴谋》（TheFlying Saucer），都宣扬这些百慕大失踪案是由于外星人绑架。1964年2月，在一本名为《商船队》（Argosy）的小说刊物上，嘎迪斯（Vincent Gaddis）发表了《致命的百慕大三角》（The Deadly Bermuda Triangle）一文，首次提出“百慕大三角”一词。1969年，斯宾塞（John Wallace Spencer）出版《失踪地带》（Limbo of the Lost）一书，专门研究“百慕大三角”，影响不小。两年后，一部名为《魔鬼三角》（The Devil's Triangle）的长篇纪录片发行。1974年伯利兹（Charles Berlitz）出版《百慕大三角》（The Bermuda Triangle）一书，成为畅销书，卖出了五百万册。在这些文章、书籍、电影的鼓吹下，“百慕大魔鬼三角”成了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神秘地带。库舍的《百慕大三角神秘－－已解》一书，主要就是为了反驳伯利兹的畅销书而写。在该书出版后，伯利兹又四处散布谣言，声称在百慕大三角的海底发现了一座大金字塔，至少高420英尺，底座边长540英尺，并认为这座金字塔可以揭示神秘失踪的奥秘。1978年3月，库舍向伯利兹提出挑战，要求伯利兹提供发现海底金字塔的证据。库舍与麻省理工学院、美国海军等机构的海洋学家联系，都无人知道有海底金字塔这一发现。他要求与伯利兹打赌，各向一家银行存入一万美金，如果在 1978年9月1日之前，伯利兹能够出示海底金字塔存在的证据并被美国考古研究院、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全国地理学会等权威机构证实，将赢得赌金，更重要的是，库舍将承认伯利兹是正确的。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周，1978年4月24日，伯利兹通知这家银行的副行长，他不愿接受库舍的挑战，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在毫无证据地信口开河。这出以讹传讹的闹剧至此在美国告一段落，紧接着却在中国开演，至今未息。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