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9月初，“虎门销烟”已近三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武装冲突一触即发。负责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名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提出：“窃思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是以兼筹并顾，随时密察夷情，乃知边衅之有无，惟视宽严之当否。”

　　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他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近1年后，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

　　之所以会有“英夷”腿不能屈竟至“一仆不能复起”之说，盖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马戛而尼来华，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想行通商之实，终因不愿行跪拜之礼而不欢而散之事。对一向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番邦”不是“狄”就是“夷”，再不就是“戎”或“蛮”，中国皇帝是“天之骄子”当然是“天下共主”的“华夏”臣民来说，无论什么人都应向皇帝下跪，不愿向皇帝下跪确实难以理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些“英夷”不是“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而是因为他们膝盖压根就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下跪。半个世纪以来，此说流传甚广，林则徐也明显受此影响。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人，倘不能不受此影响，说明当时举国上下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对“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之状况大为焦虑，所以，他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耻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致幕中，确难为世人所理解。

　　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渐渐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令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的翻译。虽然他仍然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开始放弃“天朝”规则而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意义确实重大。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出版。

　　秉承林则徐旨意的《海国图志》不仅是当时最为详尽介绍各国之书，使国人眼界大开，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今日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思想，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溃夷夏之防”甚至是“以夷变夏”的违禁背俗之作、惊世骇俗之论，受到时论的猛烈抨击，成为“众矢之的”。所谓“溃夷夏之防”就是说“华夏”文华与“狄夷”文化间有一道“防线”，林则徐、魏源等使这条防线“溃败”，就是“破坏中国的文化安全”，最终会导致中国被“夷化”。在这种道德严责面前，林、魏的“师夷制夷”之说“举世讳言之”。林则徐因主战获罪，朝野均有不少人对他深表同情、甚至敢于为其鸣不平，但是愿意或敢为他负上“溃夷夏之防”之罪责而辩解者实在是少而又少，这顶帽子委实可怕。例如，广州士绅梁廷楠是当时极少数对西方有所了解之人，林则徐到广州后曾慕名亲访，咨以战守之事，他也积极参与禁烟活动并发动当地士绅支持，在许多方面都与林、魏一致。然而，他也批评“师夷”之说是丧失国家体统的奇耻大辱：“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不知梁氏的批评是出于外在的巨大压力表明自己要与林、魏“破坏中国文化安全”之罪划清界限，还是内心确实如此认为，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出了“师夷”之说面对的巨大压力和孤立无援之境。

　　从此以后，“溃夷夏之防”、“破坏文化安全”就像一个巨大的阴影，阻碍着自林则徐开其端的近代中国的变革。近代中国的种种不幸，清王朝的最终灭亡，都与此大有关系。（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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