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19日晨，崇祯皇帝朱由检踉踉跄跄地爬上煤山，吊死在寿皇殿旁的槐树上，时年仅34岁。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这点不假，它们的确是推动崇祯朝历史变迁的直接力量，但是，人们也知道，不管多尔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了，多尔衮和李自成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他的悲剧命运就在于他不仅无法以一身之躯来阻止社稷颠覆之势，而且历史所能给予他的时间和空间也注定他成为不了一位中兴之主。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拷贝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崇祯皇帝亲政之初首先要办的一件事情是铲除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从权术上而言，打倒一批旧的，再扶持一批新的，更利于控制，而更为重要的是，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确保皇家在物质利益上，也就是说在“国民动员”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种治国理念自汉高祖刘邦始，历代帝王纷纷效法，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的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的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思竭虑地巩固王权的统治，其它能对王权进行挑战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避免藩镇割据、尾大不掉，避免外通“异族”，避免权臣功高盖主一直都是历代君主治国方略中最紧要和最警惕的事情，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他本想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的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制度变迁都首先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也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花架子，隔靴搔痒而已。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的尊重民意，尊重民间的制度创造力。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苛求崇祯具有现代治国理念，看来，在那铁桶一样封闭的年代登基的崇祯———这位非亡国之君注定要背上亡国之运了。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