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文学创作的三个反调

　　一、意志形态写作·意象形态写作·意识形态写作

　　在一般的认识中文学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下降了，它走向了边缘。的确，传统的“意识形态化”文学在步步后退，逐渐地让出读者，失去了原先辉煌的地位；“意识形态化”文学的衰微带来了文学社会地位的衰微，现在已经很少有一部文学作品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力量而为人们所广泛认可了；文学正失去意识形态强力的支撑，进而它也失去了在广泛的范围内主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力量。

　　“意识形态化文学”是作家在意识形态诱因下写作，以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认、加冕为目的的文学。意识形态化文学一统天下的时代，文学的地位确实很高，但却是一种不正常的高，它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审美，而是来自于意识形态外力的强加，文学在这种强加中自然也异化了，失去了作为“个体生命之感性显露”的审美特质。从这个角度讲，意识形态化文学的衰微，在个体文化时代，是必然的事情，文学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梁启超所谓“一小说起而一国兴”的想法实在是夸大了文学的功能，把文学当成“经国大事”的想法不是抬高了文学地位而是架空了文学，使它失去了真价值、真意义。

　　这是一个方面，换角度言之，随着意识形态化文学的衰微，它一统文坛的力量的削弱，文学正从另两个方面经历着回到它的本位状态。

　　如果说体制文化是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么大众文化是社会的意象形态，意识形态不仅有自己的规范的严格的理论形式而且有国家强力作为它的实现手段，而意象形态是无意的、自发的、感性的、快感化、消闲性的，意象形态化文学的诞生是作家以大众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以讨好大众来吸引读者、占据市场的商业化写作的结果，一方面它缺乏自己独立的价值取向、审美标准，写作技术上缺乏雄心，它们占据市场，催生了当代人阅读中的快感化、表面化、浮泛化等精神生活快餐化倾向，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快感化、消闲性对意识形态化文学具有消解的作用。它的存在丰富了人们的文学阅读层面，提高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对意识形态化文学的卫道、宣道写作是一种反拨，虽然这种作用不是在明确的有意识的层面进行的，但是显然是存在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是一种隐性的“化意识形态文学”。

　　在意识形态化文学一统天下的时代不消说不存在意象形态文学，意志形态文学更是没有存身之地了，意识形态化文学的衰微为意志形态化文学的诞生挪出了宝贵的空间。意志形态文学站立在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上，以思想上的先锋性、技术上的探索性、审美上的前卫性区别于意识形态化写作的卫道、宣道，意象形态化写作的消闲与娱乐，它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它突现知识分子文化作为独立于体制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第三种文化的独特操守，突现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立场、审美趣味以及永不妥协、永不停止的探索精神，因而它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精神品位，因为意志形态化文学具有明确的影响意识形态化文学的动机，这种文学也可以称之显性的“化意识形态文学”。在另外的场合，因为它既不同于意识形态化文学，又不同于意象形态化文学，我常常将之称为“第三种写作”或“第三种文学”。

　　当前文学创作正经历着“意识形态化文学”的衰微和“化意识形态文学”的成长这样一个双向的互为因果的过程。这其中意志形态化文学的存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90年代以来，哲学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化基础上经历了它的国粹化，成了考古学和传话学。在这个背景中，文学正在代替着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着它的功能，例如，90年代上半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重要参加者除了张汝伦等少数几位是专治哲学的专家，其他人都是专治文学的人，而引起思想界大震动的“二张”、“二王”之争更是文学专业人士之间的交锋。在这个过程中，“意志形态化文学”的诞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资源，文学正逾越它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化职能而进入到意志形态化层面，进而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局面，例如，“新左”理论的代表人物汪晖本是文学研究者，“否定本体论”的提出者吴炫本是文艺理论家，再如批评界对“90年代个体文化”的定位，90年代“个体论感性审美”的定位，“身体修辞学”的提出，“相对主义批评观”的提出，“环保文学”、“社区文学”等概念的提出等等。

　　二、和“边缘化”唱反调

　　边缘化，如果就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言，似乎没有错，市场经济时代知识分子的位置在经济生活中不再可能是中心，但是这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心态也要边缘化，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对这个社会的道义意识不能边缘化。

　　市场经济时代，衡量人的标准已经不是封建时代的贵族出身或者读书人身份，也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指定的职位，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意味着，靠写作谋生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地位的下降，他的社会影响力，受社会的注目程度下降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心态上也要甘居边缘。

　　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居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精神结构中却依然有可能居于中心的地位。

　　衡量一个时代的发展水准，不仅仅要看一个时代的经济水平，同时也要看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哲学发展的水平，而后者无疑只能由知识分子承担，其实，知识分子在社会精神结构中的作用，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是社会文化的的创造者、传播者，在这个社会职能上，他们怎么可能是边缘化呢？知识分子在社会精神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会因为市场经济的到来而改变，相反，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社会偏重于经济标准，常常会忽略文学艺术等精神产品的价值，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意义更加昭显，他必须抵抗世俗化的侵袭，充当守望者，当大地上忙忙碌碌的人们低头寻觅着金币的时候，站在高处的守望者，他仰望苍穹，寻觅着风雨雷电的蛛丝马迹，小心地提防着远处山上的滚石，――这个时候，他的意义是更重大了，他的责任也是更重了。如果他也将自己混同于一般人，他在低头寻宝的人群中偷偷掩藏了自己的面目，他放弃了守望者的使命，他会怎样呢？

　　“位卑不敢忘忧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从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有真正地成为社会的中心过，但是，也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放弃对社会的责任意识。

　　要做鲁迅所说的“社会脊梁”，“要铁肩担道义”――在这点上知识分子从来就是中心。我们为什么要躲躲藏藏？现在，似乎说自己边缘，才符合文学艺术的真理，谁说自己是中心，谁说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道德意识，谁就会遭到嘲笑，这正常吗？边缘已经成了某些人认同大众的意象形态，毫无批判地接受大众的审美趣味，向大众谄媚，将自己的精神品位放到大众的精神品位之下来迎合大众的借口；边缘，也成了一些知识分子向意识形态妥协，放弃自己的使命，与意识形态媾合的口实。缺乏坚持自己的观念的意志的人，缺乏信念的人，动摇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放弃、妥协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遁词――边缘化。坚持意志形态写作，就必须反对“边缘化”。

　　三、国境线外的敌人

　　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是完全肯定的，他们在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获得的精神资源，他们在大学里所受到的良好的人文训练，特别是他们的阅读经验超过了前代作家。也的确他们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作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显出了疲惫的神态。他们抵抗的姿态变成了匍匐着接受的姿态，他们喋喋不休的言说变成了老太婆式的老生常谈。是他们的创造力衰竭了吗？不是，他们正当年轻。然而问题却是存在的。看一看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在90年代的大街上茫然失措的表情暴露了他们内心生活的空洞和虚弱，他们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目光犹疑，心中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信念抵抗这个时代，也没有心理准备信念接受这个时代，他们沉迷在自我的狭窄圈套里，甚至沉迷于情欲，而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

　　这是多么让人遗憾啊，30刚刚出头，他们已经成名，然而，他们却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馈赠，他们和哺育了他们的生活隔绝了。他们剩下的就只有在小说技术上，卡夫卡、博尔赫斯、格里耶、塞林格的反复切磋。他们已经穷困到了只有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了。他们将这些人当成了他们的写作源泉，他们在书中而不是在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我说这是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他们失去了生活的支撑，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单调，越来越平面化，越来越远离这个时代的主潮。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真正的生活的本质的理解力越来越弱了。是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呢？

　　跨国资本的进入，使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世界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生活经验变得同一化了。让我们想一想，20年前，西部城市兰州和东部城市上海的区别，让我们想一想20年前，南京和北京的区别，然而现在呢？同样是高耸入云的大厦，同样是霓虹灯下不夜的酒吧、舞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了，即使是我们去扬州、苏州这样的边缘城市，除了那些做秀的老街（它们是90年代以来可以营造的假古董），其他一切都和我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在跨国资本的左右下，我们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正在以几何级的加速度消失和崩溃，进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也被划一了。这就是现实。

　　一次，我带我的侄子上街吃饭，我说：“我带你去吃北京烤鸭。”我的侄子马上问：“什么北京烤鸭？有肯德鸡好吃吗？”侄子这样的问题使我感到悲哀，侄子的胃口已经彻底地被“肯德鸡”划一了，在他幼小的心目中，“好吃”的标准竟然是“肯德鸡”。可是，这并不奇怪，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的文学界，我得说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就是新生代作家的“肯德鸡”。因为中国的迅速市场化，城市生活世界化了，新生代作家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中国乡村生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失去了拥有这份经验的可能，进而新生代作家失去了对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体验能力。

　　他们对“肯德鸡”的膜拜心理妨碍了他们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中去，窥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生活的秘密，他们被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表面上的世界化密3住了眼睛。实际上，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地世界化，中国城市生活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他一定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它不可能就是巴黎生活、纽约、伦敦、柏林生活的再现，问题是如果我们以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为标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发现它。

　　所以，我说，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

　　在这种背景中，新生代写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耽忧。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奠基于其对哺育了他的文化母体的真切的体认，他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他的文化本土之中，真切地捕捉到了那个神奇的文化之母给予他的奇妙的艺术灵感，进而在这文化的哺育下，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表现图式。前些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陕军的异峰突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塬》等），近年，豫军的声威振（如李佩甫《羊的门》等）上述小说题材上的文化感，体式上的中国化都是有目公睹的。

　　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和批评界都弥漫着一股崇洋媚外的气氛，仿佛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标准，只有向他们看齐的小说才叫现代小说，而利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技术、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已经左右了我们。在此，我想问一问，为什么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的小说就叫现代小说，就是好小说，而诞生了《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的中国式叙述方式就不能为当代中国小说所用，就不能写出好的小说来？当代人用章回体写出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了吗？

　　是谁把“肯德鸡”的标准塞给了我们新生代作家？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过去，我们对那些满口洋文，仿佛是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派到中国来的钦差大臣的批评家是没有提防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强调民间立场，强调民间写作，往往并不能成为意志形态写作的真正盟员，同们渴望抵抗，却常常自动地缴了械，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

　　四、一个结论

　　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目前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和本土意识形态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与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进而和这些洋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代理人假洋鬼子批评家脱离关系的问题。

　　将西方神化，向西方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走向更高综合的时代，如何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如何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存在立场上去，如何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如何获得“自我经验”这个无尽的矿藏的滋育，这是21世纪中国新生代作家面临的紧迫问题。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