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对我这个人有所了解，就不会指望我在当下热炒的“梨花之战”中选一方来帮。狗咬狗，以前是一嘴毛，现在是几篇博文，无数链接。

　　倘若非要逼我说出对当代诗歌的看法，我只能模糊地记得七八年前的一场争论。当时我在读研，下铺就睡了一位诗人。有一夜熄灯后，我坐在他铺前，借着烛光争了好久。他大致的意见，是认为不仅写诗是一种艺术，连读诗也已经是一种专门技艺，并不是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能读懂诗歌。我呢，并不反对诗歌的先锋性，但是断言：如果诗歌居然因为语言问题，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憩园，恐怕诗的末日不远。

　　争论持续了大半夜，谁也没能说服谁。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话有过头之处。知识分子读不懂诗，不能全责怪诗人和现代诗，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文化生活也很成问题。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拒绝读诗、谈论诗（遑论写诗），诗歌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这无论如何不对头。

　　回到这场争论，双方的意见我都不同意。但有些诗人的言论，更让我感到不舒服———或许在诗人和赛车手之间，我对诗人的要求更高一些，我觉得一个以诗为业的人，可以偏激，但不应该无知，尤其是他们对古典诗歌的态度。

　　我先看到赵丽华指责“恶搞”是因为对现代诗歌的无知，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成立，但是她将这种无知归咎于中小学课本选诗不当，不是徐志摩、戴望舒，就是莎士比亚、惠特曼，“他们都太老太老了”。这种说法的思路，和前一段某“80后小天后”说“21世纪的中国人不应该由鲁迅来代表”如出一辙，都是毫无理由地要求创新。我是一个相信太阳之下无新事的人，也从来以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是累积的，一砖一瓦地添加的，而不是中国帝王式的烧掉旧宫再盖新殿。

　　我更不服气的是，如果当代诗人已经充分理解和覆盖了李白杜甫惠特曼，他们这么抱怨，还情有可原。但事实是，杨黎认为中国古代诗歌流行是因为写诗者的行政级别甚高，“杜甫那么潦倒，还是个工部尚书”（我真希望是报纸记者的无知和误记，不然这著名诗人就没法看了）。转过脸，伊沙又在抱怨，公众对诗人态度恶劣，“难以想象是在屈原、李白的国度”———我从这种抱怨得出的结论是：（1）伊沙从前写“饿死他们/狗日的诗人”其实不过是在向公众撒娇；（2）这位出身北师大的诗人理应知道，屈原和李白都没有被同时的公众善待过。类似的胡言乱语充斥于整场论争，如某年轻诗人不屑双方的互掐，说“保卫诗歌”这种说法“太1980年代了”；又如在“第三极书局”上演诗人裸体秀后，有诗人不屑地对保安说：艺术家早就玩过这套了，你们还不能接受？！———是不是诗和逻辑，就像INTEL和AMD一样，永远无法兼容？

　　我一口气列举了这么多，完全不想，也无法说明任何新的问题。黄子平早在“1980年代”就说过：创新犹如一条疯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我看着那些洋洋洒洒指责、戏仿、恶搞、回应、辩护、保卫的文字，既惋惜他们的力气，也心疼自己的时间。有这份儿光阴，自己关起门来读读古诗、翻翻历史多好，别整得像《疯狂的石头》里的包哥，非要抓个把大盗，被评为好市民，才撒得出尿来。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