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医院百年病案背后，呈现的却是令人吃惊的一片空白。中国疾病史更多的是社会史、科技史的研究，而缺乏人类史的关怀。

　　                                                                  -本刊记者/张凡

　　一部病案史就是一部医学史，但是试图翻阅这部历史的人们却发现，尽管这240多万份病案中写满了人类与自身，与疾病斗争、博弈的故事，但在过去90多年中中国人的个体史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一座“空阔”的图书馆

　　“病案室其实就是医院的另一个图书馆。”停下正在敲击键盘的手，转过头来，沈宜说。在她面对的电脑上，又一份新的病案记录刚刚录入完毕。沈宜是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编目组的负责人，她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100多份当日收回来的出院病历整理、编目，然后存入电子目录，最后入库。

　　在她身后，有一排暗黄色的铁皮柜子，是协和医院从1921年就开始使用的病案卡的储存处，沈宜随手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卡片。“最早的这些都叫‘示踪卡片’，病人一入院把卡片编号往病历里一插，最后收回来的时候就好取了。”沈宜说。

　　在更多的时候，病案室跟一般的公共图书室的工作很有类似之处。每一个病人从门诊到出院的记录都很齐全，但是却不会重号，每一个到协和来看病的人都只有唯一的病案号。不管来多少次，输进去名字，以前的记录会出现，就会按旧号来继续进行诊断。

　　协和医院约85%的临床科研论文的数据来源于病案，2005年全院被检索的病案达50多万册。但沈宜说，这些病案的研究只利用了近20年来很少一部分病案，还有200多万册病案都还存在库房里没有得到利用。占据协和医院西佩楼地下三层的病案“图书馆”因此而显得有些空阔。

　　从最普通的病到最复杂的疑难杂症，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病案。“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利用率仍然十分低。”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及统计学系教授韩小梅说。韩小梅也曾帮助协和医院一些临床的医生们做过统计设计，而医生们则从病案中寻找疾病的源流和变化。但现在更多的研究属于专业性的医学研究，某一类疾病、某一类分科的研究，像甲状腺、变态研究等。韩小梅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对疾病的统计研究，因为现在的疾病预防说到底还得从过去的疾病研究中来，从过去的疾病的形成规律来寻找答案。”

　　在医院的病案工作人员看来，病案研究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档案的存放和管理问题。毕竟，像协和一样把所有的病案都存档的做法在更多的医院是无法实现的。

　　中国医院协会病案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案室主任唐兴尧认为，病案的发展变化，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规范到规范有一个过程。他坦言，像协和医院这样将原始病案保存这么久的医院并不多。中国医院现在的病案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病案保存和管理都存在着诸多难题，目前医学界提出的“电子病案”还都处于尝试阶段，病案研究则更多集中于临床，而研究的跨度大多在近20年的病案中，更长时段的病案研究利用非常之低，对大多数医院来说，没有更多的资金和库房来存放越来越厚的病历。

　　这座世界少有的病案“图书馆”的模式显然不可复制。

　　百年“疾病谱”现在还没谱

　　协和病案的展出引起了医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众多来参观的医生更注重于协和几十年前病案书写的质量和规范，少有涉及医学史的研究，而史学界则认为病案中潜藏有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的另一种脉络。

　　“这是一部活的历史。”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副教授近年来致力中国疾病史的社会学研究，他觉得协和医院的病案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这部活的历史中可能提供的确切的“疾病谱”，近百年来中国人的身体变化有案可查。

　　中国的疾病谱在上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一开始的营养不良性疾病，到感染性疾病，再到病毒感染，目前疾病谱已变成针对细胞或组织功能减退方面的治疗。

　　现代医学模式源于疾病谱的演变，但关于中国人自己疾病谱的研究，到现在为止仍只有宏观的叙述，而少有具体而微的曲线图，尤其是长时段的疾病谱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没有开始，也没有精力做这样的事情。” 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刘爱民坦言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来研究这一领域。事实上，医学史的研究，更多的集中在社会学或者史学界，医学界则注重于各专业专门研究，少有综合性的研究。

　　唐兴尧则认为，这是因为目前并没有一个实用的、具体的东西来驱使研究者做这方面的深入研究。“这个从人类史的发展是有价值的，但是从现在来说，并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从病案研究的角度来看，当前更关注的是病案保存和管理的研究，而少有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 唐兴尧说，现在来说，百年疾病谱的研究还很少见，医学界研究都集中于近几十年来出现的艾滋病、非典等新型疾病。

　　与医学界关注现实不同，近十年来兴起的医疗史的研究大多由社会学界和史学界的专家们完成。 “原来医学界来写他们的历史，基本上是技术史的研究，历史学界则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医学的，史学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立场都不一样。”余新忠说，最初两方面的研究互不搭界，而且各自都比较封闭，但现在逐渐开始进行交流。8月份在天津举行的“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研究”，首次汇集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史学界和医学界学者。

　　研究者们的思想碰撞会让医疗史的研究产生一些新的变化。“史学界的研究，更多的侧重于社会的变化，或者是对个体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而对疾病本身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变化则少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余新忠说，现在缺乏一个长时段的对中国人身体变化的研究，但是将来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一些学医出身的史学者可能会做出更加细致的研究。

　　尚待书写的身体史

　　“你怎么不舒服？”转变为“你哪里不舒服？”问话变化的背后则是现代医学转型的开始。

　　一本《YOU：身体使用手册》登上了今年书店的畅销书榜，“身体”成为这一代人更为关注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我们过去的“身体史”却依然相当隔膜。

　　“身体有历史吗？”余新忠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时，自己也感到吃惊。当他把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变迁转向个人的时候才发现，更多的时候研究者并没有关注到生命本身。

　　“疾病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无论是出发点还是归宿，其实基本是在重构历史的面相和勾勒社会的变迁，即使涉及到生命，那也不过是道具而已，真正关注何尝是生命，实际只是社会而已。”余新忠在反躬自问的时候说道。

　　国内外的研究者把目光从社会的变化重新回落到了个体生命的变化中来。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今年推出了他潜心研究十年的新作《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史”的一个断代史，杨念群同样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身体，“当第一把手术刀切入第一个中国人的身体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现代性的事件”。

　　杨念群认为，西医进入中国对中国人身体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改变了中国人的身体状态，整个社会是由人来组成的，人的身体状态都改变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改变的程度和状态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他因此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再造病人”的说法。

　　在杨念群的书中，对身体的描述更多有了政治关照的意味，而医学描述的味道很淡。事实上，中国人百年来身体的变化起伏仍然没有得到清晰的描绘。

　　医学界和史学界将目光转向“身体史”是近十年来的事情，这个概念在国内是个新名词。余新忠认为人类的身体，除了其生理性的一面，还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一面，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作为一切思想与行为的发动者和承载者的身体其实早已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文化意蕴，而且还一直处在不断加增和消解之中。

　　疾病医疗史不等于身体史，史学界从社会史角度对疾病医疗的研究与身体史也有着明显差异，不过，众多国内外身体史研究者基本都是从探究疾病和医疗问题入手进而开始关注身体的。协和医院的百年病案保存的不仅是西医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历程，近300万人留下的“疾病记录”则更是“身体史”研究的最原始的资料。

　　但是对正在探索阶段的“身体史”研究者来说，这并不容易。协和医院的病案一般并不会向外界提供，而只供本医院的医生们进行研究使用。事实上，即使病案开放，在利用上仍然有诸多困难，史学界和医学界都认为，这样的研究在人力、物力上都存在着难题。

　　过去百年的“身体史”似乎还将隐藏于其中，像被掩埋的宝藏一样，等待有一天被重新发现和书写。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