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接触过的美国人当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是以《西行漫记》蜚声世界的斯诺，而约翰·Ｓ·谢伟思，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也应当是其中的一位。

　　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到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国的政策、战后中国的发展等重大问题。这些理应对中美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的讲话，谢伟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国政府作了报告，并提出了与中共开展全面合作的建议，但并未得到美国最高决策层的重视。谢伟思本人反倒因为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良好关系，遭到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嫉恨，被排挤出中国。在其后的２０多年间，谢伟思一直受到美国反华势力的攻讦与陷害，经历十分坎坷，但他始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真挚的感情，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好交往。

　　谢伟思最先提出了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的建议

　　谢伟思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浸礼会传教士，１９０５年携妻来到中国成都创办基督教青年会。谢伟思是家中长子，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于成都，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１１岁时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于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奥伯林学院。青年谢伟思立志从事外交，１９３３年通过国务院的资格考试，１９３６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先后供职于上海的领事馆和重庆的大使馆，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

　　１９４３年８月，谢伟思到史迪威将军任总司令的驻华美军总部工作。他利用自己兼具外交官和军方双重身份的有利条件，深入中国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作广泛的社会考察，体验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状况，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还广泛建立社会关系，与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冯玉祥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有交往，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也保持着经常联系，是美国外交界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多年在中国的经历，令谢伟思痛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对蒋介石的个人品行多有诟病。

　　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让谢伟思无法继续相信国民党宣传机器的陈词滥调，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意识到，为了真正了解和认识共产党，为了共同抗击日本的事业，美国人应当到那个偏僻的西北小城延安去。为此，他在１９４３年１月写给国务院的题为《国共形势》的报告中，最先提出了向中共控制区派遣美国观察员的建议。然而，这份报告却被国务院的远东事务高级顾问霍恩贝克批上“荒谬可笑”的字样而束之高阁。

　　半年后，谢伟思的同事、另一个“中国通”戴维斯再度提出了向延安派遣观察员的问题。１９４４年１月，戴维斯在给史迪威将军的报告中重申了派遣观察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史迪威对此表示支持，并把报告直接送达白宫。罗斯福总统于２月９日亲自致电蒋介石，正式提出向中共控制区派遣观察组的要求。最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中共建立官方关系的蒋介石，寻找各种借口搪塞和阻挠这一计划的实施。直到６月下旬华莱士副总统访华，当面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才勉强表示同意。华莱士访华期间，谢伟思利用担任陪同的机会，进一步向华莱士说明了派遣观察组的理由。他说，一个美国使团可以减少美国完全依靠国民党的程度。由于美国的支持，共产党人或许能够起到把中国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亲美盟国的作用。华盛顿必须迅速表示，它愿意援助中国的任何决心抗日并答应与美国合作的集团。

　　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２日，谢伟思与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共九人飞赴延安。谢伟思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７月２６日晚八路军总部为观察组举办的宴会上。毛泽东出席了晚宴，谢伟思就坐在他身边。席间，两人很自然地交谈起来。毛泽东对谢伟思参加观察组表示高兴，说他从周恩来和董必武那里知道谢伟思是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朋友。毛泽东问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解释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谢伟思不失时机地表示，他有许多问题想与毛泽东探讨。毛泽东听了之后笑了起来，答应以后会有充分的机会交换意见。观察组第二批人员抵延安后，《解放日报》于８月１５日正式公布了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的消息，并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改定的，标题上的“战友们”几个字也是他特意加上去的。

　　７月２７日，谢伟思拜访了周恩来，两人进行了约三小时的谈话。当谢伟思询问在中国设立盟军最高统帅的可能性时，周恩来的答复是，时机尚未到来。谈到美军观察组扩大活动范围时，周恩来表示，为走向积极合作而实行的扩大，自然会受到共产党人的欢迎，但必定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现在门开了一条缝，只要遵循渐进的、谨慎的方针走下去，向着有限的合作前进还是有可能的。从８月３日起，谢伟思与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等听取中共军队领导人介绍敌后战场的情况。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彭德怀分三次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林彪、陈毅、聂荣臻、贺龙等也分别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新四军和晋察冀、晋绥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谢伟思是观察组中最忙碌的人。身体颀长的他，总是穿一身没有军衔的美国陆军军服，活跃在各种场合，在人群中格外醒目。谢伟思在延安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结识了众多的四川籍“同乡”，每当谢伟思与朱德、吴玉章、陈毅、聂荣臻聚在一起时，大家就用四川话摆起“龙门阵”，乡情浓浓，分外亲切。性情豪爽的陈毅少年时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每次见面，总是风趣地称谢伟思为“我老师的儿子”。８月２３日，在谢伟思对延安的情况有了初步认识后，毛泽东邀他正式谈话。谈话的地点是在枣园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知道谢伟思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话题围绕如何避免国共之间的内战展开，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说到国共关系、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还谈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

　　对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以前不会提出美国承认中共的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如果取得成功，就不会有内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国民党不实行改造，那时就必须提出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这个问题……美国把武器给予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不是干涉；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会是干涉，因为它将使国民党能够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愿。

　　当谈到双方的合作时，毛泽东指出：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愿意欢迎它。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缭绕的烟雾里，两个人的兴致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谈了６个小时。

　　谢伟思明白谈话的重要性，他详细记录了谈话的内容，并于８月２７日发出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华盛顿在两个月后收到报告。正如戴维斯所说：“这次谈话……较诸罗斯福以及华莱士和蒋介石的所有谈话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但是，“毛泽东为了和美国达成一项可行性安排而作出的非同小可的提议，被美国政府忽视了。且不说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连华盛顿也极少注意到毛的主动的表示。于是，中美关系中富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就这样未受注意而被忽略过去了”。直到１９６９年中美两国为关系正常化开始秘密接触的时候，谢伟思关于毛泽东谈话的报告才首次被公开发表。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