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44

宋红岭，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  200444）

一 

我一直不知道，刘长春同时还是一位书法家。在我的记忆里，刘长春是一位散文家，他的《天台山笔记》、《大地笔记》等我都是读过的，那些文字沉静、玄远，把你拉进思想的王国，又热烈、绵密，贴近着你的生活，记忆中，刘长春文字常常有着不同凡俗的优雅气质，那是从深邃的古代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的功底里生发出来的，体现着散文家沉厚的古代文化功底和生命美学倾向。《大地笔记》中他这样写古琴名曲《平沙落雁》， “大雁是灵性的，它是能选择适宜于它生存的环境；同时大雁也是无法改变它的天性——飞翔，他们原是自由的鸟儿，为了生命的自由和自由的生命，远远地避开人群，飞走，远远地飞走，甚至不愿回来”。《白鹤翔集的地方》中他写鹤舞九天时，“却见它们悠闲地拍打着翅膀，恍若千万双生命之手，饱蘸着浓墨，似行云流水般的笔墨在天空的大纸上书写着逆如、平出、佐卿、右斜、重叠、穿插与回锋……鹤鸣于天，几声呖呖——滴下来的几点墨汁，洒落在我的心头，又在另一张宣纸上渗透开去”

刘长春的散文不仅善于将诗、书、画、文等多种美学因素融汇在一起形成具有意象性的审美图式或艺术召唤，就主体意向而言，他更善于用生命体验熔铸描写对象，把自己的生命意识灌注于对象，使对象获得生命意味，这种倾向在长春的写作中是一贯的，它已经是一种风格了。对于这种风格，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又也终于没有写出来，总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底气，对刘长春的散文的细读还不够。最近看到刘长春的新作《宣纸上的记忆——中国古代书法人物小影》，才突然提起笔来，觉得自己的命名或许能把长春的散文特征概括到位。

二

学界论及刘长春的散文，有以文化散文笼统称之[1]，有以人、以事、以史、以书为内容，综合文学、史学、书法、社会学、伦理学等知识的“大散文”涵盖之。[2]有以史话散文誉之。[3]虽然名称不一，但对其散文中独特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笔墨艺术的品格都给予了肯定。

征之以长春既往的抒写故乡台州乃至江南大地历史人文景观的“天台山笔记”系列；抒写华夏美景胜境乃至域外风土人情的“大地笔记”系列：到抒写中国书法历史上人物行止和艺术现象的“墨海笔记”系列，可以确信他的散文是在贾平凹等的乡土风物散文、周涛等的诗性散文、余秋雨等的文化散文、周国平等的智性散文、李碧华等的都市风物散文之外独辟蹊径――创设出了“大史传”散文（涵盖人文历史资料，专题抒写，以文史人物为中心，以书法为媒介）的新的范型。就散文技法来看，具有清晰的意绪写作特征，即不同于传统散文抒情、哲思、状物写景的理路，他以意绪的衍生和发挥为中心，创设了把抒情、状物、哲思结合于一体的意绪散文写作图式。

九十年代已降，文化散文自余秋雨滥觞，举凡山川、景致、人物、花鸟、废墟、遗址、文人心态被一再书写，然而以从中国传统书法史的角度来写散文，在我有限的散文阅读经验中，似还未见。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曾把历史定义为“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 [4]这论断不仅提示我们应当打破历史本真的窠臼,而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重新审视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形式的判断：在怀特看来,不但历史是一种“从对世界的隐喻理解,经过换喻和提喻的理解,最终对一切知识的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达到反讽的理解”的话语的转义，而且,话语的转义本身不过是一种赢得权利的表达方式, 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历史有着天然的共性[5]

如果据此将历史与散文形成互文来参照刘长春为《美文》开设的专栏《人•书•史》结集出版的散文集《宣纸上的记忆》的话,我们会发现,善评书法的刘长春找到了一条对历史进行转喻的秘道，或者说解读历史的新的符码,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沟通了历史时空与当代心影的对应关系。 

作为史家，他用书法史话形式把历史人格与书格的互文作为品评视角，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的范式；作为书家，他以文学的话语方式演绎传统书法的气韵、神形使得书画、诗文兼备具有典押的审美意蕴，而作为散文家，书、史、哲与历史人格的完美在场统一使得历史文化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美学天地。

一部中国书法史，用长春的话说：“既是汉字书法的演变史，书法艺术的创新史，更是书法家精神跋涉的心灵史、思想史。” [6]所以从他笔下“代不乏人的书法家群体中走来了名士风流、山中隐逸、民间布衣、忠臣英烈、九五之尊、文人骚客……他们或得意、失意，或放浪、怪诞，或痛苦、无奈，或抒情、悲歌，或生、死，或浮、沉，或幸与不幸，曲曲折折，一路走来，走进他们各自的人生，走进书法的天地，走进波澜起伏的历史。”[7]以纵向的时序演进为经，以横向的书家名帖的玩味鉴赏作纬，指向的是中国书法的变迁史，还原的是数千年书法艺术的生长空间，开掘的是隐匿于字里行间的文人人格、情感、精神的深邃世界，这种波澜壮阔而又精雕细琢的玄奇曲奥的书写方式，是刘长春散文的最具神采的成功之处。

长春善于钩沉史实，更善于选择有代表性的书家名帖。往往在历史相矛盾处用笔，将书家传主的复杂微妙的心态探微发凡，其书法与人格与历史环境曲折抵牾之处，往往也是作者用笔最精深最高妙之处。[8]

这一方面得自他扎实的文史功底，另一方面也得自他独到的审美眼光。中国书法史上的名帖浩如烟海，如何能在极精致的篇幅里穷尽中国书法的堂奥，没有扎实的功力和独到的审美视角绝难完成。

一组《宣纸上的话题》，围绕“酒神的舞蹈”、“法度与颜筋柳骨”、“消遣中的抒情”、“禅意的追求”等内容，旁征博引，把书法与时代与生命的种种纠葛，表现得酣畅而又通透。《远望颜真卿》一文，以书喻人，将颜真卿堂堂正正，绝无奴颜与卑骨、傲然挺立的一生与其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书法加以印证，从而呼应出作者自己身为官场中人对颜真卿卓然独立人格的心意相通。《米癫非癫》一文，联系米芾癫狂谲异的举止习性，分析其“刷”字的左倾右倒，倒又不倒，就中既指出了其“尚意”的追求，又揭示着其内心的痛苦，亦属由此及彼，别有洞见。还有《大美无言杨风子》将五代书法大家杨凝式不蹈袭前人的美学思想提炼为“书重个性，书无定法”；皆有理有据，论述精当，足以成为书法界的一家之言。有人说：中国书法是传统文化核心之核心,隐藏着中国文化最深层的基因；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密码；走进中国书法，就等于走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和心灵归所。读刘长春对书法艺术和书家心史的精辟概括。对这一点我们自是不难理解。

三

写作手法上，我把刘长春的这种写作概括为“意绪散文”。它不是拿对象做抽象的理论概括，用理性思维笼罩对象，强制对象，也不是拿对象做情感的寄托，抒发作者一时一地的感受，而是从对象的意、像中生发出生命的情和绪，让而这交融，完成散文篇章的内在建构，作者的倾向和风致是从这种建构中浑然不觉韵染开来的。

我也是喜欢书法的，每天也会临几个字，对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碑帖详细地读过一些，有时候，一看半日，手摩之，心念之，会神会一点东西，又常常感觉没有语言可以说出来，而长春，是有这个语言才能的，同时，他的意绪散文体式，又是适合这种书写的。我想这部散文新作有这样两个特点：

首先，它是书法家对书法家的理解、体谅。刘长春对二王、苏轼、怀素、李白、陆游等的理解，是真正奠基在对书法笔意的揣摩之上的，他对这些作品细细地打量过，品味过，知道它们的笔触，也领会了它们的气势，因而可以说是真正的书法批评。

他评黄道周的书法是“戈戟森厉、生拗横肆”，“有异于文征明、董其昌一路的温雅秀润，而且与徐渭式的粗犷豪放拉开了距离”，而这又来自于他“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畏而忌之”的人格力量（《悲歌人物黄道周》）；评八大山人的字：“早期的书法受欧阳询、黄庭坚的影响，喜用方笔，露出笔画与棱角。到了晚年，改用秃笔书写，笔锋藏而不露，再也让人看不出他提笔顿笔的痕迹了”（《八大山人》）；认为弘一法师的字在书法史上别具一格：“他的字结体修长秀美，不蔓不枝，如亭亭净植之莲；其用笔粗细均匀，纯用篆书笔意，却有绵里藏针刚强。”（《宣纸上的话题·禅意的追求》）都是颇具慧眼的不刊之论。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刘长春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书法，而是把书法当作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和书法家做人格的、情绪的、思想的、审美的对话。这是意绪散文的魅力——他从书法是意、象出发，体会生命的情和绪，所见和所得，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又能开启我们的思绪的。

他写苏轼：何处无山，何处无江，何处无风涛烟雨江月？心情悠闲，便成了那山、那江、那风雨明月的主人。这份旷达与自在，不是靠文章做出来的，也不是故意说给人家听的，而是一个智者面对苦难的一种精神超脱。”

刘长春在自己的散文中，引用黄庭坚评论李白的一段跋语：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内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

接着，长春议论道：黄庭坚是以诗人兼书法家的敏锐眼光，既论诗，又品书，从两个方面同时做出自己的判断的。“其行草殊不减古人”，说的是李白草书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跻身于古代优秀书法家的行列；“大类其诗”，说的是李白草书的风格特征：清新、俊逸、飘然不群，不主故常，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完全是极端自由的感情宣泄，没有传统束缚的心灵创造……

其实长春自己论古人的书法，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常常是把书法家书法作品的意、象，染进其人其诗的人格和思想内涵，然后从体解的角度加以发挥，他的文字，“大类” 黄庭坚之论李白也！

《酒神的舞蹈》中那一段关于酒与张旭草书之关系的描写：“酒是好东西。天子赐酒，美人劝酒，曹操煮酒，刘伶醉酒，陶潜菊酒，贺知章金龟换酒……千般万种的人生滋味，也因了酒的滋润而芳香四溢。然而，酒之于张旭，又何为呢？酒，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可以醒、可以解忧、可以消愁……他借酒袒露自己的自由个性、怀才不遇的郁闷和牢骚，也借酒开创了醉中狂草的特有书风，掀起了中国书法史上浪漫主义的第一次浪潮。”端得是酣畅淋漓，一泻千里，把酒与书与人与历史的隐秘关系用肆意铺排的语句宣泄出来，意象之跳脱与放旷，情绪之壮怀激烈，使人读来，颇有酒酣耳热、欣喜欲狂的接受效果。在这段铺排中书、酒、古人、今人、自由、灵性……似乎完美地统一在了作者精心构造的意绪世界之中。

长春意绪手法的高妙还在于，他不仅知人论书，而且以意逆志。既注意把史传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还原——如论怀素之癫、草书之狂是唐风使然（《醉僧怀素》）；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理论的是书法，寄托的是“复古为解放”的思想（《宣纸上的话题·康有为的苦心》）——又不忘显出一个主体的“我在”，以此完成意绪的营构。作者细审一千七百年前的陆机的《平复贴》时，当看到那些因为岁月久远已经漫漶不清难以辨认的文字，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就像这一个残缺的帖子一样，每一种人生也都是残缺不全的。……他，陆机仿佛就坐在我的对面挥毫，没有任何的掩饰，真诚自然的就如同平常朋友之间的谈话而直抵人心。”（《想起了陆机》）寻访以梅妻鹤子闻名的林和靖时，作者用现代蒙太奇的手法，径自闯入林的书房，完成了古今文人的一次灵魂对接（《走近林和靖》）。把弘一法师静穆、庄严、大度之外较之八大山人多出的一份冷峭比作自己在峨眉山金顶见到的冷杉“立于冰天雪地之中，长风浩荡，高出云表，枝叶脱尽而倔强地站在那里，站成了人间难得的一种风景”（《宣纸上的话题·禅意的追求》）这恐怕不仅仅是对弘一法师书法的体认，更是作者与传主艺术人格心神相应的一种共鸣了。

四

从《天台山笔记》到《大地笔记》再到《墨海笔记》，刘长春一路走来，散文创作进入成熟期，其大史传散文的格局，意绪散文的写作图式逐渐成型，长春进入中国当代重要散文家的行列。尤其是这本《宣纸上的记忆》，散文以书证史，以书为文，以书喻人，将散文提升到了书法心理学、文化人格学的境界。

论及书法与文人人格的关系，长春有不止一段的精妙语：“人间的好书，一定是从内心流露的、旁若无人的、映见个性和素养的。”（《醉僧怀素》），明季书家中，长春不喜拘泥谨慎的文征明，独爱“无之而不奇”的徐渭皆因后者是“把笔墨与生命熔铸在一起的人”，是以书画为载体，承载超越生命的精神追求的人（《奇者徐渭》）。可见长春对于书法艺术与文人人格完美统一的推崇，然而也正因此，他对书法史上特有“书非其人”的书法大家不免以儒家的人格道统而加以苛责。尽管把宋徽宗、蔡京、赵孟頫、王铎这样的艺术天才的书品与人品断然两分利于捍卫作者 “书为心迹”“书、人合一”的理念,但在具体的历史人物的评判上也难免失之单薄。不过，正如长春在论及明清两代书法是写法、写理还是写心时的争论时所言：这种争论,恰恰是中国书法不断发展和走向自由的一种生态环境,是明清两代书法风貌呈现五光十色的历史诱因（《白沙先生》），历史人物的评判也难以获得统一的标准，正是后人在对历史的不断阐释中,文学、史学、书法艺术才构成了一种迷人的美学存在。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