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天涯社区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但决非文学的上上境界,他与中国古往一流文学相去甚远,与同辈世界文学大师不可比肩,我们在他的精神遗产中吸其养份,但决不能以一叶绿色挡住自家门前的天高地阔。
作者:北大教授的教授 紫砚斋
笔者从四方面足以论证鲁迅并非大师级作家:
网友批驳:出于政治目的鲁迅被造成神 这并不关他的事
一、缺乏宏大磅礴的叙述气质。
中国文学从诗经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历近三千年,至明清产生了空前的爆发力,催生出一批又一批的伟大小说。小说的出现使文学的定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核聚变,作家不仅仅善诗赋词,咏曲言志,而且是说古道今,天文地理,人生世态,三教九流等等无所不通的百科状元。此后,小说便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文学成就高低的主要标识。而长篇小说则成为小说最高水准的集中展示。《战争与和平》----俄罗斯文学的领军篇;《人间喜剧》----法兰西民族的骄傲,《百年孤独》----南美魔幻文学的教父;《红楼梦》----古今中外文学的精神交响、艺术狂欢,等等等等。在最近几百年的文学发展历史中,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仅仅依靠短篇小说的旗手来支撑门面、独挡江山的。梅里美莫泊桑短篇盖世,但只能屈随巴尔扎克福罗拜等长篇大师之下。短篇王契诃夫,排名始终列为俄罗斯文学的一大串名单之后。
有人贻笑大方:你丫有病,动辄以世界一流文学来压鲁迅。笔者反问,我们如此伟大的民族,曾经产生过无数世界一流文学的国度,不跟同时代的一流文学比试,还能跟谁去比?难道要去跟日本印尼巴西这些中间国度去搏个你死我活?难道还要跟越南朝鲜古巴去比翼高飞?我们的民族生来就有这种自信:振兴经济,应该以美国为奋进目标;重构中华文化,应该拿美国作为对手;谋求真正崛起,必须以美国为假想敌人。否则,我们十三亿生灵如果不算是酒囊饭袋,也属非智生灵。我们只有比强比一流,也只能比强比一流,才能显示我们炎黄传人在地球村的一族强音。
但是,作为中国百年文学的领军人物鲁迅,在叙述气质上与同时代的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肖洛霍夫等等等等反差太大。鲁迅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才二万多字。《尤利西斯》七十万字,《城堡》二十多万字,《追忆似水年华》一百多万字,《静静的顿河》一百多万字……当然一部作品的优劣并不能以篇幅长短论成败,但至少反映了作家潇洒驰骋的哲思空间和艺术跨越能量。短篇小说因其容量所限,表达的仅仅是作家的某个思想片象,某种情绪渲染,某段意境指归。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部短篇小说能够在哲思磅礴的宏大气势上,人生气象的千姿万态中,叙述史诗的恢弘宽广上,力敌乔伊斯等上述文学大师的。难道仅凭鲁迅的扛鼎篇-----《阿q正传》,就能所向披靡,打破常规,挑战极限?如果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文学判断能力己经蜕化到小说的史前世纪----唐宋话本小说的初始化年代,因为只有在中国的长篇小说产生之前,鲁迅和他的《阿q正传》才有可能与苏轼欧阳修等文学大师比肩同坐,成就文学大师之说。但在历经了《金瓶梅》等中国小说无数个高峰后的二十世纪,当文学需要全新的先锋意识去反叛传统开辟新地的时候,鲁迅仅凭一部二万多字的中短篇《阿q正传》就荣登现代文学大师之位,这种悖论的成立,无疑是对中国小说历史的极其不尊重,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的巨大讽刺和嘲笑。
二、缺少睿智的哲思纵深空间。
鲁迅对中国人的民族惰性的批判是深刻的有力的震撼人心的,他不愧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他以文学为武器唤醒了千千万万麻木的灵魂。作为革命的思想家他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先锋战士。但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民族的劣根性几乎涵盖了他所有主要作品的内容,如果仅仅作为革命的思想家,他无疑成就了他的现代革命思想大师的地位。但如果作为文学的思想家他所成就的只是文学宏大哲思空间的一处角落的半成品。因为,文学不仅仅局限于宣传革命思想,而且兼顾特异个体生命的心灵洞照;不仅仅是民族激愤的渲泄,而且还要具有普遍人类价值的永久性;不仅仅从属某个特定时代思想政治变革的“遵命”需要,而且是超越时代的人性多层剥割的洞微烛照。以《三国演义》为例,小说所致力表达的忠君孝义思想如今已被历史深深埋葬,但小说中所展现的险恶奸诈斗智斗勇的人性潜质,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无尽生命力。鲁迅小说往往只注重了前者共性的概括,却缺少后者多姿多彩的鲜活人性潜质的纵深开挖。思想共性大于以至替代了个性化人性,而个性化的人性正是不朽文学的灵魂所在。
换句话说鲁迅只重视了集体国民性的批判,而在相当程度上疏离了对个体人生和人性的诘难和穿刺。
《红楼梦》是一部以变态人生对常态秩序进行强烈彻底质疑的小说,它蔑视道德的力量要比鲁迅强劲百倍,它对集体国民惰性的批判更为全面、更为有力、更具艺术个性感染力和血肉奔流的人性活力。贾政,是活生生的国民惰性的个性中人,阿q,是作家用思想概念化了的共性中人。贾政崇孔与当代尊鲁的国民尊神奴性,有着惊人的雷同相似: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把活生生的人(孔孟、耶稣、鲁迅、伟大领袖)捧为神明的所为,都是窒息思想创造力的、对人类文明一路向前走势的惰性和反动。
中国文学意义上的个性解放、人文启蒙从《莺莺传》《牡丹亭》《三言二拍》已经开始,《红楼梦》进行了全面总结,鲁迅只是作为他们的小师弟和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在完成他们曾未实现的未竟事业。
打倒孔家店,早在鲁迅之前的一百多年就被宝玉黛玉同志进行了专利注册,鲁迅不过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充当了前沿阵地呐喊助威的铜管号手,而非开山、人文始作俑者。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四百年前《唐·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进口组装,改头换面,塞万提斯式的喜剧风格和辛辣调侃的黑色幽默,与他的国外前辈同行有着太多的雷同和相似:唐·吉诃德的末世精神英雄----阿q的末世精神胜利法;不合时宜的骑士崇拜国度----愚昧的国民劣根性;辛辣讽刺的喜剧叙述手法----辛辣讽刺的喜剧叙述手法。鲁迅是坦诚无愧的:他毫不掩饰他的拿来主义创作手法,他认为不仅自已不够拿诺贝尔奖,其他人也没有资格。他十分崇拜他同时代的西方作家,说,看人家的东西作的多好,随便拿一本也比我们的强,那些东西我们是做不来的。鲁迅无情批判敌人,同时又洞省自知的人格才是我们所要穷根究底的真实鲁迅。而那种把鲁迅无限拔高,抬上神殿的学究,要么别有所图,要么是半桶水学识的无知和愚昧。
人生、人性的人哲思空间有着太多的话题,本想尽早结束这段话题。但行文至此,却遭到众多网友的质疑、围剿和唾骂。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文学批评气象的悲哀和不幸,并深虑鲁迅极左文学思潮将给当代文学造成更大隐伤。因此,不得不再浪费一段文字:
卡夫卡与鲁迅有着同等批判精神的作家。但他揭露人性的隐痛是从生命的个体入手。格里高尔为甲虫的存在己经在生存的意义上妨害了亲人的存在,而亲人抛弃“甲虫”,就捅疼了人伦道德的心弦。这是存在的悖论。这样,卡夫卡就使小说从人性潜质的个体性一跃成了人类生存的整体性。当格里高尔最后准备告别人世,爬回自已的路上最后一次回头望向母亲时,包含了他所有的柔情期待。这一望不仅对卡夫卡是一种切肤之痛,也是人类的切肤之痛(1)。
罗素说,人类的一切美好感情都是建立在动物的属性基础上的(丑亦然),人的美好感情只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些东西,而不能替代它。卡夫卡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极其普通的儿女情长和血肉相连的动物母性、子性个体生命属性,揭示出具有生命终极意义的人类真正悲剧。
反之,鲁迅的《阿q正传》从群体入笔,撮合众多国民的精神残缺于阿q一身,再摄入生活中的几个细节来展示。通过对群体的精神批判来唤醒群体的麻木意识。这种从群体到群体的表述投射,明显缺乏卡夫卡构建在动物母性、子性生存块择中的温情期待的明察秋毫。使人感觉一种主观意念的假设,而非血肉俱丰的生活中人。阿q所折射出的人性是平面的、散形的、缺乏哲思纵深的木偶式,而格里高尔则是立体的、多层的、充满人类血性的“这一个”。
阿q与格里高尔在人生人性哲思纵深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霸王篇。世界文学,早已经给他留下了恰如其份的座号----二流文学之列。
(责任编辑:李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