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王伯庠撰《工次翁叙记》云：“绍兴辛酉（十一年），敌人有饮马大江之谍。大将张俊、韩世忠皆欲先事深人，惟岳飞驻兵淮西不肯动，上以亲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飞偃蹇如故．最后又降亲札日：‘社稷存亡，在卿此举。’飞奉诏，移军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诛飞意。”按伯库为次翁子，他虽然卒于孝宗乾道九牛（l173）、而撰《叙记》时间当在绍兴后期无疑。次翁此处诬蔑岳飞援救淮西逗留不进事，岳珂在《金佗粹编》卷二三《准西辨》中辨之甚悉，当不足信。但是，赵构此时在给岳飞的“御札”中，确有如“卿忠智冠世，今日之举，社稷听系，贵在神速，少缓恐失机会也”及“想卿忠义体国，必以宗社大计为念！无分彼此”者类貌似倚重，实质上对岳飞却是十分不满的话。若考虑到赵构对岳飞本来成见就极深，次翁所谓“上始有诛飞意”是可以相信的，说明早在四月间授予岳飞枢密副使前，已对他含有杀机。

　　第二，《王次翁叙录》又云：“是时，三大将皆握重兵，轻视朝廷。其年，柘皋之捷，有旨令大将人朝论功行赏。俊、世忠已到，而飞独未来。秦桧为相，先臣参知政事，大臣止二人，桧忧之甚。先臣为之谋，以明日率三大将置酒湖上。欲出，则语直省官曰：‘姑侍岳少保来。’益令堂厨丰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飞既到，以明日锁院，皆除枢密使，趣令入院供职，罢其兵柄。……先臣语伯庠曰：‘吾与秦相谋之久矣，虽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腱。脱致纷坛，灭族非所忧，所忧宗社而已。”以往，朝廷召岳飞至行在，或奏事，或行赏，时时有之，这次虽欲解除其兵权，事关重大，但如果真是让其出任枢密副使，礼遇己远较光世为优，岂能因岳飞一人后至数目而使秦桧一伙达到如坐针毡的地步。要不是他们做贼心虚，隐藏着削兵权以外的更大政治阴谋，即使事泄，又何来“灭族”和“宗社之忧”？秦桧一伙急欲杀害岳飞的罪恶心态，于此可谓暴露无遗。

　　第三，赵构与秦侩知道，仅给岳飞安上在准西之战中“逗留不进”，“坐观胜负”的罪名，尚不足以将他致于死地，还得加紧罗织更为严重的罪名不可。于是，一面命岳飞的两位亲密幕僚参谋官朱芾、司农卿李若虚随飞赴行在，并迅速将他们出知地方，以割断岳飞与岳家军的联系；一面派遣秦桧亲信、左朝请郎林大声出任岳家军总领，节制全军，趁机收买、胁迫原飞之部将王贵、王俊，董先等人，指使他们出面诬告岳飞父子与张宪相勾结，企图谋反及“指斥乘舆”等“莫须有”的罪名。如果不是赵构和秦桧早就准备谋害岳飞，不可能有如此精心的安排和肆无忌惮的诬陷。

　　第四，岳飞为人，无私无畏，忠直坦荡，在朝廷里没有奥援，将领之间，由于抗金意气相投，与韩世忠的关系则颇好。赵构与秦桧为挑拨韩、岳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孤立岳飞的目的,在收回三大将兵权后仅半月,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韩家军屯驻地楚州,"前去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实际上是为了彻底摧毁韩家军,捃摭韩世忠的隐私,劫持韩世忠并挑动他对岳飞的不满。这一阴谋虽遭岳飞抵制而不能实现,但张俊却不失时机地炮制了一个岳飞要放弃山阳的谎言,为在陷害岳飞的罪恶天平上再加上一块砝码。

　　岳飞坚持抗战,以收复故土为己任,乃是举国所知的事实,可是赵构对于张俊这种拙劣的谎言,竞假装置信不疑,说什么:"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再次反映了他一定要置岳飞于死地的险恶用心。反之,对于韩世忠,赵构的态度就有所不同。当秦桧一伙指使出任韩家军总领的胡纺,挟嫌诬告韩世忠官属耿著"鼓惑众听",妄图将韩世忠也牵连进去时,最后只将耿著"杖脊刺配吉阳军牢城"了事;当"臣僚累言韩世忠之罪"时,赵构却"留章不出",不予理会。这些都表明,赵构在达到钳制韩世忠之口,要他对议和、杀飞等阴谋活动都保持缄默的前提下,对其个人还是持保全的态度。秦桧一伙在没有得到赵构首肯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可能再肆意捏造罪名,加害韩世忠了。

　　赵构、秦栓‘张俊等人在完成了一系列罪恶的部署后,终于在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向民族英雄岳飞及其子云、部将张宪砍下了屠刀。

　　综上所述,岳飞遇害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一伙为了向金人屈辱求和,千方百计剪除抗战势力,固然是重要原因之一,但基本原因仍是赵宋王朝长期来推行抑制武人的政策,造成高宗与岳飞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此外,"飞握重兵,昧保身之策",恐怕也是包括他在内的封建社会中一切不肯媚事权贵、刚正不阿的官员，所以遭到杀身之祸的一个主观原因。

　　从历史上看，任何和议都是双方力量达到某种平衡的产物。如果当绍兴十一年之际，金朝仍有力量消灭南宋政权，是不会提出“必杀飞，始可和”的条款的；赵构与秦桧尽管求和心切,如果认为他们相信只要杀害岳飞，就可以保证狡诈的金人会接受和议，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笔者认为,所谓的"兀术遗桧书"并不存在，更不能成为赵构、秦桧要杀害岳飞的一个原因。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