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七年，是岳飞抗击金兵，消灭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和进攻伪齐不断取得胜利的八年。岳家军纪律严明，勇敢善战，为赵宋王朝建立了累累战功，岳飞也由一名低级武官晋升为两军节度使、太尉！京西湖北宣抚使，一跃而成为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等先辈将领并列的四大将之一。俗语说，树大祸风，此时的岳飞，其一举一动，势必受到本来就对他怀有成见的赵构的更多猜忌。

　　宰相张浚虽属抗战派，但在严厉防范武人这一点上，与赵构是完全一致的。绍兴七年，张浚以为“谋收内外乓柄”的时机已趋成熟，想把诸将兵权纳人以他为首的督府，恢复以文臣驭武将的旧规。作为第一步是罢去“沉酣酒色，不恤国事”的淮西军统帅刘光世的兵权。高宗与张浚担心，一旦解除刘光世兵权后，会造成准西军的不稳，更担心收兵权会引起诸大将的疑虑，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遂玩弄权术，故意放出空气，要岳飞带领淮西军，井假惺惺地通过岳飞给光世部将王德等人下了一道“御札”，要他们“听飞号令，如朕亲行”，以达到安抚各方的目的。岳飞则信以为真，当然十分高兴。可是，一等刘光世交出兵权后，赵构、张浚立即收回成命，以并军会影响建康、临安安全力由，改派一个毫无带兵经验的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前住节制。这对于一心想合并准甸之兵，大举北伐中原，以实现自己夙愿的岳飞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他在失望之余，便于三月下旬擅自离开部队上了庐山，要为其母亲持完丧服，同时上疏高宗，“自言与宰相议不合，求解帅事”。按宋代祖宗家法，武将对统军文臣是不能违抗的，对宰臣更须恭敬从命，可是岳飞在奏疏中居然公开宣言“与宰相议不合”，这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跋扈行为。赵构心里更是明白，所谓“与宰相议不合”，实际上乃是与己不合。张浚一方面指责岳飞此举纯属“要君”，另一方面立即采取行动，派心腹大臣张宗元出任湖北京西宣抚判官，以监视岳家军，“命参议官李若虚、统制官王贵诣江州敦请飞依旧管罕，如逆，并行军法”。若虚等上庐山后，经过六天时间软硬兼施的劝说，“飞乃受诏，赴行在”。

　　赵构对岳飞的上述举动十分震怒，他所以没有立刻对岳飞下毒手，当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金人对和议尚未显出诚意，为保卫南宋小朝廷，尚少不丁岳飞这员大将：二是张浚等抗战派大臣对岳飞虽然也很不满，但对他的忠义之心并无怀疑，尤其当赵构对岳飞耿耿于怀时，左司谏陈公辅对他作了委婉的劝说，其谓：“昨亲奉圣语，说及岳飞。前次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望陛下加察。然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谓：‘其余大将，或以兵为乐，坐延岁月，我必欲胜之。’又以‘刘豫不足乎，要当以十万横截敌境，使敌不能援，势弧自败，刚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说。陛下且当示以不疑，与之反复诘难一俟其无辞，然后令之曰：‘朝廷但欲先取河南。今淮东、淮西已有措置。而京西一面缓急赖卿’，飞岂敢拒命！”。公辅比言，确实道出了岳飞所以请求“并兵”的真实意图。不久，张宗元也从前线向赵构报告了岳家军“上则禀承朝廷命令，人怀忠孝；下则训习武伎，众和而勇”的现状。陈、张两人的奏报，在一定程度⊥缓和了赵构对岳飞的敌对情绪。尽管迸样，尔后他在接见岳飞时，还是恶狠狠地向岳飞提出警告：“卿前日奏陈轻率，肤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赵构这里所说“唯有剑耳”的威胁是真，“无怒卿之意”却是假，宋高宗乃是历史上惯于玩弄权术的统治者，对于他的言辞，从来不可算数。例如，当他准备解除刘光世兵权时，害怕发生意外，一面命韩世忠加强对建康的防卫，一面用亲笔给其写了一道“御札”，内称：“卿忠贯抑明，功存社稷，肤方倚赖，以济多艰，俟至建康．召卿奏事，其余曲折，并俟面言。”对这位庸将的吹捧，可谓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当光世一抵建康后，随即便宣布解陈其对推西军的统帅权，只给予一个闲散官职——充万寿观使奉朝请，“肤方倚赖”云云，只是如此而已，笔者认为，尽管岳飞与刘光世两人的优劣不可同日而语，但赵构对岳飞所说的种种甘言美辞，无非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伎俩，不能信以为真。

　　是年八月，岳飞刚刚返回鄂州驻地，就传来了淮西兵变的消息，叛将郦琼杀死吕祉，裹挟全军四五万人投降了伪齐，淮西门户为之洞开。在这紧急时刻，岳飞要求“进屯淮甸”，以捍卫江东，同时亲自去沿边巡视，以防刘豫蠢动。奏报传来，赵的却认为这又是岳飞“并军”的企图，故不仅不同意他带兵入淮甸，反而要他返回行在奏事，以伺察其真实意图。岳飞出于对赵宋王朝的忠心，在这次面见高宗时，特别向他陈奏了一件有关国本的大计——建议将已经养育在宫中的太祖七世孙建国公赵瑷（即后来的孝宾）正式立为太子，以粉碎金人准备改立钦宗儿子为傀儡皇帝，建立“伪宋＇的阴谋．不料，这次陈奏又重蹈了建炎四年在南京上皇帝书的覆辙，触犯了武人不得干预朝政的禁令，再次引起赵构的反感，他对岳飞说：“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唧所预也。”岳飞听了，神情大为沮丧，赵构也看出“飞意似不悦”，从而使两人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通过绍兴七年的“并军”事件和立储风波，赵构对岳飞忌恨之深，已达到动辄可以定罪的地步。后来，甚至岳飞为部将奏请功赏，也遭到了赵构的刁难，说什么“凡为大将者，当以天下安危自任，不当计较功赏。彼以功贵存心者，乃士卒所为”。目的显烘然是为了丑化淡泊功名的岳飞。总之，“高鸟尽，良弓藏”，只要时机成熟，且找到新的口实，岳飞的放害几乎已经不可避免。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