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岳飞生前曾立下“尽忠报国”的誓言，并为之奋斗终身。岳飞所谓的“尽忠报国”，如果落实在军事行动上，正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平定流动于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军贼、流寇，如李成、曹成等；二、镇压对南宋政权进行武装反抗的农民起义军，如虔吉地区的十大王和湖湘地区的杨么等；三、抗击一再南侵的女真铁骑，恢复失地，报图仇，雪国耻。”以往，有人根据他奉命镇压杨么等农民起义及绍兴十年七月在河南前线取得了一系列大捷后奉诏班师这两件草，说他是“愚忠”。这个批评显然是不公正的。

　　首先，作为封建社会的将领，镇压农民起义，保卫封建王朝乃是其基本职能之一，除胆怯而临阵脱逃或设有镇压任务的将领外，人人都会这样做，否则就不成其为封建将领了。既然人们没有给其他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将领扣上“愚忠”的帽子，对岳飞也不应如此苛求。

　　其次，岳家军取得郾城、朱仙镇等大捷后，北伐中原的形势确实很好，但在张俊、王德等近邻友军已奉诏班师的情况下，岳飞著孤军深人，前面要遭到金骑兵的分割包围，后无粮草、人员的补充接济，处境十分危险，故撤兵也是势所必然。岳珂在《金佗粹编》卷八中以“议者谓使先臣得乘是机也以往，北虏虽强，不足平也；故土虽失，不足复也。一篑亏戌，万古遗恨”这样夸张性的话来表明岳飞的军威，恰恰成了后人持责岳飞为“愚忠”的根据，可谓是弄巧成拙。

　　事实证明，虽然岳飞对皇帝与朝廷忠心不二，但并未达到毫无个人主见的“愚忠”程度。相反地，由于他出身贫苦，缺乏官场上那一套圆滑处世的作风和明哲保身的本领，而是刚正不阿，“恃才不自晦”，特别是岳飞从抗击金兵，收复失地，保卫赵宋王朝的大局出发，常与怯懦、自私、反复无常和目光短浅的统治者赵构意见相左，甚至发生顶撞，才使赵构与岳飞的矛盾不断加深，最后反以“不忠”之罪将其杀害。

　　可是，无论秦桧的党羽或岳飞子孙和他的同情者，都讳言赵构多年来对岳飞的成见，前者是为了掩盖赵构杀害岳飞的真实意图，后者是害怕会给岳飞的“忠君”形象造成损害。这样，就使后人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岳飞的遇害纯系绍兴十一年间兀术向秦桧进行要挟，从而促使秦桧制造冤狱的结果。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赵构与岳飞的矛盾，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建炎初年，并随耆时间的推移，岳飞地位的变迂而逐惭尖锐化。

　　岳飞自靖康元年（1126）冬天投奔相州大元帅府招募的勤王之府以后，先后在武翼大夫刘浩、副元帅宗泽帐下做小军官，在抗金战场上开始初露锋芒。建炎元年（1121）五月初一，赵构在应天府继位，建立南宋政权，他害怕重蹈父兄被掳的命运，欣然接受投降派大臣——右相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的建议，决定放弃汁京，迁都东南。这时，岳飞已经隶属于负责扈从高宗的中军统制张俊部下，他目睹了这种状况，心中十分悲愤，便不顾自己只是一名从七品的偏裨武将（武翼郎），毅然上书高宗，批评黄、江等人的逃跑路线，提出∶“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谓，乘二圣蒙尘未久，虏穴未固之际，亲帅六军，迄逦北渡。”在赵构看来，岳飞的建议乃是置其安全于不顾——“保大宋不保皇帝”之举。何况况武人越职言事，又是宋朝政治中的大忌，对其不满更是可想而知。因而，虽然当时赵构的处境岌岌可危，正需要武人为他效命之秋，还是将岳飞削除军职，赶出安营。对此，赵构的印象一定很深，从此就种下了对岳飞的不信任感，也为张俊日后的进谗找到了口实。

　　建炎元年八月，岳飞来到北京大名府，投奔张所的招抚司，重新参加抗金斗争。不久，由于投降派的破坏，张所被革职，招抚司被撤销，岳飞成了王彦的部将。王彦正确地估计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联络各地义军，采取稳扎稳打的作战方针，但岳飞报国心切，凭借自己的一时之勇，主张以速决战取胜。为此，他竟擅自率部出战，转战数十天后，结果遭到失败。当岳飞重新返回王彦驻地时，王彦虽然拒绝收留他，却也没有接受诸将劝告而按军法予以惩处，只是说：“汝罪当诛，然去吾（之）[已]久，乃能束身自归，胆气足尚也。方国步艰危，人才难得，岂复仇报怨时邪！吾今舍汝。”从岳飞这次违反军纪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以直道白任的他，有时侯确实显得任性了一些，王彦作为抗金将领，尚能理解岳飞的心情和过失，如果换成赵构，就会被看作是“拥兵白重”或“跋扈”的表现，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多少可以成为研究岳飞遭到赵构嫉恨的一个主观卧因素。

　　建炎二年春天，岳飞渡过黄河，再次投奔已成为东京留守的宗泽。宗泽病故后，他又成为杜充都将，并随杜充的军队撤退到健康府，参预长江一线的防御。三年冬，杜充战败投敌。从此，岳飞自成一军，直接听命于朝廷指挥，与高宗产生了更多联系。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