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宋政权建立伊始，就处于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外部是金兵步步南侵，大片国土沦丧，赵构君臣望风溃逃，惶惶不可终日；内部是散兵游勇四出骚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所存无几的军事力量，亦崩溃难制，无可凭借。面对这种形势，南宋小朝廷是求和不得，欲战无能，为挽救危亡，不得不倚重武将，暂时收起原有那一套抑制武人的做法，以利用他们抵抗金兵，平定内乱，建立起半壁江山。

　　于是，南宋的武人势力开始崛起，他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自行扩军和带兵作战的实权，在政治上得以参与机务，而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在经济上因从事各项商业语动和不断获得赏赐而成为暴发户同时，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武将的跋扈行为，如朱熹说到∶“绍兴间诸将横。刘光世使一将官来奏事，应对之类皆善。上喜之，转官，颇赐予。刘疑其以军中机密上闻？欲杀之。其人走投朝廷，朝廷不知如何区处之。刘又使人逐路杀之，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将藏之狱中，入文字朝廷，方免。”从一桩小事中，反映出刘光世对朝廷的蔑视。叶适也说：“自靖康破坏，维扬仓卒，海道艰难，杭、越草创，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溃寞制。国家无明具之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诺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玢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进事，无著张俊。当是时也，癀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校之禄多子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向以为息矣。”以上所说出一些跋扈现象，在刘光世、张俊身上确有充分表现，当毋庸赘述。另外，发生于建炎三年（1129）三月的苗刘之变和发生于绍兴七年（A137）八月的淮酉兵变，当然更被认为是武人专横跋扈而引起的两个严重恶果。对此，赵构君臣一直记忆犹新。

　　由于受到重文抑武的传统影响，南宋文臣，不论其在政治上属于投降派、主战派或抗战派，他们对武人地位的提高总是不满，对武臣因建功立业而获得高官厚禄也十分嫉妒，所以常常极力夸大建炎、绍兴间武人跋扈的程度，存在着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指斥诸大将为“跋扈”的通病。

　　建炎三年夏天，江南久雨不止，刚刚经历了苗刘之变的赵构，以为这是有人要谋害他的天象，不觉忧心忡忡。御史中丞张守乘机上疏道∫个将帅位高身黄，家温禄厚，拥兵自卫，浸成跋扈之风。…·…比将帅之权太盛，意其有以干阳也。”按理说，将帅们“位高身贵”，“家温禄厚”，“拥兵自卫”，乃是战争期间的一种正常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文臣看来，这些都是“跋扈之风”的表现。如此说来，南宋诸大将确实没有一人不“跋扈”了。绍兴三年十二月，有一个叫吴伸的人，他远在广州做小官，居然也给赵构上了一道洋洋五平余言的奏疏，大谈起将领的跋扈来了，其中谓：

　　“昔唐之衰也，首因黄巢之乱。当时诸道节镇，擒一黄舆如摧枯拉朽尔，又各坐视，留贼邀功，车使唐柞不能文抟。今刘豫无黄巢之众，而陛下富唐世之兵，其如智将自为之计，坐视安危。何况夫庸将之见，但求利己，岂复忧君。赣峨灭刚将帅无要君之权，士卒无烦滥之赏，其有包藏祸心者，则坐观成败，恃其主兵，渐成跋扈。……臣窃见陛下设高爵以宠将，而将不加劝：竭廪禄以赡军，而军不加锐。……臣观今之兵权委寄太重，且如众军相呼，必日某姓某家之兵，观其称呼，自相尔按，皮其权势，必不统一。……”

　　这里，笔者虽不想对此人的迂腐之论——加以评论，但须要指出的是：他把南宋初午的抗金将领，一律斥之为“庸将”，把金人支持下的刘豫尚未消灭，归结为将帅“利己”、“要君”、“包藏祸心”之故，纯属武断。吴伸所以要如此说，无非是为了迎合高宗的猜忌心理，以“忧君”自居，以进谗邀功而已。所谓“众军相呼，必日某姓某家之兵”，本是一种对各支军队的通俗区别，犹如后世称“某某大军”、“某某兵团”一样，不能说军队就“必不统一”了，笔者也不同意近人所说的，以为有了过种称呼，“说明南宋军队作为国家武装的性质正在淡化，而作为将领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这必将导致‘缓急之际，人皆各为其主’的严重后果”。如果真是这样，经过十几年时间苦心经营而建立起来的岳飞军队，被人们称之为“岳家军”，不真可以作为岳飞拥兵自重的证据吗？事实上，无论足在绍兴七年的罢刘光世真柄或十一年收韩、张、岳三大将兵权时，人人皆侍首听命，没有一个起未反抗的。

　　文臣对武将的攻许，在南宋前期多得不胜枚举，只是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些指名道姓、内容过分激烈的奏疏，力避免引起武臣愤怒，大都留中不出罢了。但是，他们仍然借一些不知名的文人之日，作公开鼓噪，建议收缴诸大将真权。如绍兴九牛二月，吉州免解进士周蔺仲上书说：“严今之诸军，相视若冰炭，相疾如仇雠。假使一军深人，其谁为应？一军陷阵，其谁为援？刘光世窃琳馆之清名，张俊负跋扈之大恶，岳飞、吴玢、韩世虫之流，裹粮坐甲，首鼠两端。所以然者，无主帅故也。……太祖尝谓宰相曰：‘朕指使将帅如偏陴列校。’盖抑其权势，不使过制矣。今日诸将尾大不掉，陛下已失于初矣，尚此不决何耶！”在周南仲看来，诸大将个个部是心怀叵测之人，故朝廷必须尽快解决诸将尾犬不掉的危险。当然，提出收兵权的廷议，周氏并非第一人。早在绍兴元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薛就说：“方今所急者惟驭将一事。”为消除祸起萧墙的隐忠，他还向赵构提出了：“示之以法”、“运之以权”、“别之以分”的“驭将三说”，并特别强调“精择偏陴十余人，载付兵数千，直隶御前而不隶诸将，合为数万，以渐销诸将之权”的重要性。“藻书既传，诸将皆忿，有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者”，“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正如《宋史.汪藻传》所说：“尝论诸大将用兵，浸成外重之势，且陈所以待将帅者三事，后十年卒如其策。”说明收兵权乃南宋文臣的一致主张，由来已久。

　　赵构虽非中兴明主，却富有政治头脑，为人心狠手辣，深诰祖宗袁法，对武人的猜忌和防范，当然不会在诸臣之下。建炎、绍兴之初，他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金人一心要消灭南宋政权，依靠武人进行抵抗是他唯一可能的选择，故对他们难以作太多的抑制。不过，赵构确实不希望把抗金战争进行到底，害怕金人，害怕钦宗南归与他争夺皇位，都是次要原因；害怕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酿成武将势力的进一步扩大，造成尾大不掉之势，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才是第一位的原因。所以在赵构看来，只要金人同意议和，南宋小朝廷得以苟延残喘，最苛刻的条款都可以接受，以便腾出双手收回兵权，制裁武将。对此，《中兴圣政》引用当时史巨的话说：“绍兴以来，所以为国者有二：金欲战，则分江淮之镇以授将帅；金欲和，则收将帅之权以归朝廷。规模既立，守备益固，操纵自我，比之谓定论。”其言虽不无缘饰，但基本上道出了赵构对金人、对武将的两种策略。

　　宋金战争进行到绍兴七年以后，金朝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军事力量已经大减，而南宋军队经过重建，抗金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从而使宋金双方的军事实力逐渐趋向乎衡。至此，尽快达成和议，不仅是南宋投降派的需要，也是金统治集团的愿望。对于这种形势，连一向畏金如虎的赵构也看得十分清楚。绍兴十一年春,当金兵再犯淮西时,他对大臣说:"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今韩世忠屯准东,刘琦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而正当赵构梦寐以求的与金和议,收回诸大将兵权,消灭心腹之患的时机已经到来之际,正是民族英雄岳飞遇害之时。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