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泽东接受既成事实

　　不过，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发动战争的日程表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即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因为就在几个月前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斯大林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斯大林不能出尔反尔。

　　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全国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部队正准备大规模复员，至于军事战略目标，只剩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了。当时，中共在东南沿海集中了１６个军的兵力，而在比邻朝鲜的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和一个集体转业、开荒种地的第４２军。因此，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

　　对此，斯大林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早在１９４９年６～８月中共中央代表团访苏期间，毛泽东就特意让刘少奇将中共解放台湾的计划转告斯大林，并要求苏联提供援助。得知斯大林拒绝了中共的请求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第一次与斯大林会谈时，再次婉转地提出了同样问题。而且就在毛泽东访苏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考虑了要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的问题，但他对正在莫斯科作客的毛泽东却只字未提。出于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在与金日成讨论并决定了将采取军事行动以后，明知此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却不便亲自出面，所以只能劝金日成去见毛泽东。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金日成指示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拜访毛泽东，提出访华的要求。３月底，毛泽东在会见李周渊时，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估计到金日成可能要谈进攻南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在谈话时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毛泽东还谈到，“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不可避免也要参战”，因此必须做好军事准备。当李周渊把会谈的情况报告到平壤时，金日成已经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鲜内阁副首相金策委托苏联使馆将这一消息转告金日成。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周渊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会谈时毛泽东曾表示同意在朝鲜发动进攻的计划。但金日成在５月１２日会见什特科夫时却通知他，毛泽东会见李周渊时说：“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金日成的说法不可信，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莫斯科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实际上，金日成对莫斯科谎称中共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例如前面提到的关于１９４９年５月金一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联共（布）驻北平代表柯瓦廖夫报告说，中共支持对南朝鲜的进攻实行反击，但劝告朝鲜不要主动进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报中却有意含糊其辞，说中共表示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援助朝鲜。

　　不管金日成有何考虑，毛泽东毕竟到此时还不知道平壤和莫斯科已经就发动战争这样的大事达成了默契。所以，尽管金日成认为他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经得到满足”，但还是要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去见毛泽东，“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５月１３日晚，金日成一行秘密到达北京，并当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目前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会谈具体内容的档案文献，但根据罗申向莫斯科的报告看，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会谈在开始进行的当天晚上便中断了。罗申在电报中说：１３日晚２３时３０分，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要求立即向菲利波夫（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委托转告”的事项。“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了；但这个问题必须与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速速回电。”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心有疑惑，故必须要求莫斯科给以证实。直到这时，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表明，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５月１４日维辛斯基转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您讲述。

　　看似平和的话语，却透著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毛泽东自然应支持朝鲜的革命行动。面对斯大林的压力，毛泽东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毛泽东在访苏期间曾批准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师带装备回国，此事难道不是说明中苏领导人共同策划了战争的准备吗？关于战前中国军队赴朝问题，过去因缺乏资料，不甚明白。现在情况清楚了：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朝鲜师回国与朝鲜战争没有关系。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有很多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参加了中共的抗日军队。内战时期，中共东北部队中又增加了许多满洲朝鲜族战士。抗日战争结束后，便陆续有朝鲜战士回国，较为集中的是由武亭率领的包括一千名朝鲜籍士兵的一个团。１９４９年５月金一到北平时，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毛泽东指出，在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中，有两个驻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南下作战。中共随时准备把驻在东北的两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只有等战争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金一走后，毛泽东便指示在东北的高岗，准备安排驻在渖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师于１９４９年７、８月回国。这两个师，即李德山任师长的１６４师（实员１０,８２１人）和方虎山任师长的１６６师（实员１０,３２０人），当时均属东北军区建制，于１９４９年７月进入朝鲜。毛泽东所说的另一个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是六个月后提出的。１９５０年１月初，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打电报称，这１６,０００余名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有些人要求回国。因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合如为一个师或４～５个团送回国。中国方面随即与朝鲜联系，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可以转交”。金日成提出把中国军队中现有的朝鲜人按朝鲜师的编制，在中国组成一个步兵师，下设两个团，其余官兵用于补充摩托车团和机械化旅，并派人民军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洽谈此事。１月１１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时致电林彪和朝鲜方面，同意朝鲜师回国，部队由朝鲜来人就地改编，４月间更换夏装回国。１月２８日林彪得到通知，金日成已派人来武汉接收朝鲜部队。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是反对金日成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决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战争的策划。１９４９年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毛泽东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同情和支持。１９５０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因此，怀廷（Allen S.Whiting）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士兵回国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当最后一支朝鲜师于４月１８日到达元山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了。因此，从客观上讲，三个经过战争锻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成功地发动突袭，的确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