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文：婚姻法见证婚姻变革

　　作为婚姻法专家，杨大文见证了法律的修改，也见证中国婚姻的变革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建设起步很早，它是新中国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但是后来就相对滞后了，长期没有修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杨大文说。

　　1950年《婚姻法》的内容比较简单，一共才27条。因为它的宗旨主要是破旧立新，所以内容并不是很具体。杨大文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应当修订《婚姻法》，把立法的锋芒从破旧立新转移到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1962年国家再一次进行全部民法的起草工作。当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立法，不仅刑法要搞，民法也要搞。《婚姻家庭法》是广义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一次的民法起草工作也没有完成，因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开始，全部民法的起草工作随之停止。

　　1980年《婚姻法》

　　1978年，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很多妇女代表认为在十年浩劫期间，婚姻家庭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诸多在建国初期已经破除的陈规陋习，比如包办、买卖婚姻、借婚姻问题索取财物等又重新抬头，趁机蔓延。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给党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希望能够拨乱反正，解决婚姻家庭领域的一些问题，同时提出要修改《婚姻法》，通过新的法律的贯彻执行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党中央主席还是华国锋，主管工会、青年团和全国妇联的是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看了康克清的报告，就批了一个‘准备同意’，请华国锋主席、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副主席来审阅，后来他们都同意了。当时全国妇联的领导同志就找到我，让我参加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杨大文说。

　　当时中共中央成立一个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由康克清任组长，另外找了各有关单位的领导，包括最高人民法院、解放军总政、民政部、国家民委、团中央、总工会等。这些领导参加领导小组，杨大文在办公室做具体工作。起草工作于1978年底开始，汇集了数百位专家开展工作，新《婚姻法》在1980年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从此取代了1950年《婚姻法》。

　　和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新《婚姻法》在原则部分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对结婚条件做了若干修改，把法定结婚年龄从1950年《婚姻法》的男20岁、女18岁改成男22岁、女20岁，增加了禁止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结婚的规定。1980年《婚姻法》还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将亲属关系的调整范围扩大到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之间。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1980年《婚姻法》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做了一个实体性的规定。这是一个新突破。1950年《婚姻法》对离婚只有一个程序性的规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可以由区人民政府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可以起诉到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1980年《婚姻法》增加了一个实体性规定：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这一条款在起草时，成为争议最大的一条。有的专家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但也有人认为，应该忠于爱情，不能轻易离婚。

　　“1980年《婚姻法》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它把经过‘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引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80年《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对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起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杨大文评价说。

　　2001年《婚姻法》

　　1990年是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行四十周年，也是1980年《婚姻法》颁行10周年。当时法学界开展了一些纪念活动。杨大文回忆说：“当时我们把一些论文编了一个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出1980年《婚姻法》应该修改。”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比如人们的婚恋观不断更新，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权利观念不断强化；婚外同居现象增多，家庭暴力时有发生等等，1980年《婚姻法》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这个建议提出来以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当时中国法学会委托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进行研究。中国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集中研讨了关于《婚姻法》修改的问题，后来会议决议责成在北京的理事向立法部门沟通，提出这个问题。

　　杨大文介绍说，当时他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巫昌祯教授都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儿童专门小组的成员，通过组长聂力中将提出了这方面的建议。内司委很重视，曾专门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都提这个问题。

　　“1995年全国人大有个提案，是聂力中将领衔发起的，很多代表都签署了。这个提案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要求内务司法委员会进行审议。1995年10月，内务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提案的审议报告，认为1980年《婚姻法》应当修改，因为它滞后了。”杨大文回忆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5年10月通过了一个决定，将修改1980年《婚姻法》列入立法规划。修改1980年《婚姻法》正式列入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议程。

　　“当时专家们主张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所以起草了一个较大的草案，有140多条。第二次草案被捅出去了。结果引起了很大的风波，针对这个草案引发了很多争论。”杨大文说。

　　前期工作完成以后，草案报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和专家试拟稿起草小组的想法不太一样，修正后的《婚姻法》基本上采取了法工委的方案。“我们的草案有140多条，法工委认为应当先就现实生活中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作若干修改、补充，关于婚姻家庭法制的全面完善等到制订《民法典》的时候再说。”杨大文说。

　　修正后的《婚姻法》增设了“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为第五章，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对家庭暴力、虐待、遗弃行为受害人各方面的救助措施；确立了因一方犯有法定过错导致离婚时无过错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在内容做了许多重要的调整和补充。比如在法律原则方面增加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内容，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在结婚方面，确立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在家庭关系方面，详化了法定夫妻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和个人所有财产的范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约定财产制等。在离婚方面，列举了法院判决离婚的具体理由；规定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一方在家务方面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享有补偿请求权等。

　　“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改加强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次修改《婚姻法》是成功的。”杨大文说，“但是，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如果我们从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做理性的审视，2001年修改《婚姻法》以后，还有许多立法空白，婚姻家庭法制还不够完善。”

　　总爱情的历史映像

　　有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让人泪流满面，但那种感动并非来自主角的表演，而是暗合了人生的某种隐喻

　　在政治尚未取代生活的年代，革命电影也花红柳绿，中国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许多革命电影，总是能在某个时候偷偷地又回潮一次，比如《柳堡的故事》，这其中的爱情因素功不可没。

　　比起令人窒息的70年代，50年代的电影普遍轻松活泼，在革命的氛围里不忘渲染家庭与生活的轻松幽默。1958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创作一部反映大公社新生活的电影，两位年轻的作家却创作出一部充满俊男美女的歌舞风光爱情片《五朵金花》。而随着进城后，换老婆也成了50年代的一大热门事情，从《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股糜烂之风开始向革命队伍进攻，而《李双双》为《婚姻法》的宗旨起到了普及作用。

　　即使在彰显男性气质和英雄主义的战争片中，对比美国的《野战排》来看，国产电影仍然浪漫许多，在战斗最激烈的山头，1956年出品的《上甘岭》仍有一位漂亮的女卫生员带领大家歌唱“一条大河波浪宽”。

　　随后，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爱情的小情趣逐渐被当作资本主义余毒从革命影片中渐渐革除，在60年代出品的革命电影中开始变成了颂赞亲情，比如《冰山上的来客》，到了70年代的五个样板戏，片中的女主角不是孤女就是寡母，就连万恶的反动派抢亲的戏都逐步被删减，“不爱红妆爱武装”，样板剧中的男女主角最后终于到了无性别差异的境界。

　　到1978年以后，万物复苏，在尘封多年后，中国导演的创作激情又一次被激发出来。1980年，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偶像剧的爱情电影诞生，由张瑜和郭凯敏主演的《庐山恋》让年轻人一次又一次地涌入电影院。而另一部关于政治婚姻题材的电影《天云山传奇》则引起了人们的巨大争议，年青的一代纷纷表示不理解，为什么女主角宋薇不忠实于她的感情，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而嫁给一个组织部长？经历过50年代以来的政治风浪的中年人们，则表示深刻理解。

　　中国导演对于中国人婚姻爱情现状的现实映射于1981年走向高峰期，那一年最成功的影片叫做《没有爱情的角落》，这个名字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内心，片中一个模糊的裸露的乳房镜头，成为中国电影惊世骇俗的一笔。影片所影射的中国人30年倒退的婚姻爱情现状，让人无语泪流。那一年好看的电影还有《知音》、《小街》、《沙鸥》、《伤逝》等，普遍弥漫着对爱情的小心刺探与悲剧性的影子。

　　与历史的沉重相比，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婚姻的影片显得诙谐轻松，1981年，一部由小品改编的电影在中国风靡一时，那部电影叫做《嫁不出去的姑娘》，这部电影展示了在80年代初期年轻人择偶的两种标准：被正面描画的姑娘是看中男方的潜力：肯上进爱学习有前途；受到批评“高价女”的标准是以聘礼多寡决定婚姻大事。这两种标准的区别在于，你是看中了男方的即时支付能力，还是看中了他的期权。而影片中反映的农村家长强索彩礼的行为在当时的农村非常普遍。另一部拍摄于1981年的喜剧电影《喜盈门》反映的也是相似的主题：年轻人的就业和婚恋。

　　进入90年代，此时的中国电影已经转向以张艺谋、陈凯歌领军的第五代导演，所拍摄的电影无力于映射现实，又无力于批判历史，只有反复以电影画面和营造某种特殊氛围取胜，典型作品比如《我的父亲母亲》，影片远远谈不上喜闻乐见四字，更难像80年代初的影片那样，引起观众的强烈呼应。倒是电视剧一直紧跟人们的生活，当时中国人的婚恋问题集中转移到中年人身上，电视剧也随即将问题焦点转移到婚外恋、傍大款、移民、下岗等问题上，拍出了《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一系列热门剧。而同期能让人回想起来的现实主义电影，只有冯小刚的《一声叹息》等不多的几部，在这部影片里成功地影射了中国人的婚外恋后，冯小刚又接着就这一题材接连续发力，一直拍到2004年的《手机》。

　　对于历史，电视剧也时有力作出现，1995年反映知青回城后遗症的《孽债》风靡全中国，在2005年夏天东方卫视再次拿出来播放时，竟然打败了《人鱼小姐》等韩剧，成为该市夏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2003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再次成为热门剧，而同样是讲述政治包办婚姻题材的作品，在1980年的《天云山传奇》里，充满的是酸涩和忏悔，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酸涩的成分已经被消减殆尽，有的只是多年后回首往事的那种调笑。

　　许善斌：婚书中的婚姻变迁

　　翻开这些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的婚书，一部反映中国人婚姻百年变迁的历史在眼前活灵活现起来

　　许 善斌是个收藏迷。提起收藏，有人迷字画、有人迷古董、有人迷石头、有人迷瓷器，老许迷上了一个“偏门”——证照。老许说，收藏被称为爱好，一个人往往有多个爱好，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最容易出成绩。老许终于找到这个“最”了。证照不仅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适合他干的，“收藏证照不仅适合我的住房条件和经济条件，还让我找到了一种‘老大’的感觉。”

　　十余年来，老许收藏的证照已接近3000件，被精心整理为民俗、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九大类。其中，婚书系列在藏品中是一个亮点。老许收藏的有关婚姻的证照和文书，从清朝同治年间的婚书到“文革”时期的“新婚培训合格证”，时间跨越百年，种类包括娃娃亲文书、结婚证、离婚证、复婚证，甚至还有伪满时期的卖老婆文书。翻开这些规格不一、形态各异的婚书，一部反映中国人婚姻百年变迁的历史在眼前活灵活现起来。

　　老许用一张张证照展开了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史。他还要结合自己的收藏实践，把大半辈子的经验留给后人，《收藏而已》和《吃亏不亏》两本小书已经存在了他的电脑里，老许说：“这些精神财富终于可以与我分离了，融进社会属于更多的人们，我再也不担心它会与我同归于尽了。”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