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方兄插足

　　金钱对于婚姻的侵犯来得猝不及防，而人们总是把它归结为道德问题

　　-顺次：第三次婚姻革命

　　-标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时间：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但影响至今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句话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以经济建设为纲”，恐怕没有人想到这句话也被广泛应用到中国人的一切领域之中，包括婚姻。

　　婚姻的新革命来自政治从中国人生活中的淡出，以及这个时代的新追求，当物质取代政治、成为整个国家和人民追求的第一要素后，它无疑也在婚姻生活中成为左右人们行为选择的具体要素，物质主义成为婚姻的主题词。

　　与此同时，左右婚姻行为的另一要素法律在1980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修订后的《婚姻法》把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依据，中国人离婚开始变得容易，进出婚姻的门槛放底，从1980年开始，离婚开始成为中国式婚姻中正常存在的一个部分。

　　“三转一响”

　　随着一系列的嘲讽相声， “三转一响”成为一个流行词语，并很快变成“三转两响”，这个源于农村的词语很快成为中国人通行的彩礼标准，随着“三转两响”一同而来的还有崭新的住房，结婚成本成了中国人，尤其是拥有儿子的中国人的一项最重大的支出。与之般配的流行词语还有“高价女”，以及“拐卖婚姻”。在福建、江苏等盛行高彩礼高陪嫁的地区，从贫困地区买媳妇成了摆脱高彩礼的一种方法，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问题。

　　可见通过数据看见的一大现状是，这种对物质的盲目追求并未获得幸福和稳定的婚姻，当人们发现错误后，又急忙去修正它。据一项对中国11个区县统计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离婚者中，有22%结婚不到一年，另有22.2%的人结婚不满两年，2/3以上的离婚事件在婚后4年内发生。

　　跨国婚姻

　　那个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清纯默然的“荒妹”沈丹萍，于1984年突然从中国荧屏消失，并成为第一个嫁给老外的中国知名影星。沈丹萍与乌韦的这桩婚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不停地有走红的女影星突然消失，并开始有小道消息说，她们有的在国外刷盘子，有的嫁给了老外。这股风气在上海尤其风行，其中1981年至1985年、1989年至1992年是上海涉外婚姻增长最快的两个时期。前者从每年 396对增加到826对，年均增长15%；后者从每年802对增加到 2555对，年均增长33%。

　　上海民政局法规处处长周少云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涉外婚姻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上海人发现与世隔绝多年后上海落后了，有些女性就想通过外嫁来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当时的涉外婚姻几乎是清一色的“沪女外男”型，“老夫少妻”在其中占了很高比例。由于年龄和知识层次存在较大差异，加上语言不畅通、缺乏感情基础，导致以后出现了许多婚姻危机。

　　“高知”、“洋人”、“大款”，急功近利的中国人的婚姻期望朝着一个又一个的山峰攀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们彻底摆脱传统道德束缚，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傍大款。同时，由于时代新的矛盾凸现和人们对于离婚的观念彻底转变，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人离婚情况开始逆转，结婚5～10年以及10～15年的中年夫妻开始成为离婚的主流，而结婚不到4年的离婚者所占比例已经下降到38%，离婚已经主要成为中年人的事情。

　　秦香莲上访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让他们继续学习深造，可凭借文革后的机遇翻身后，这些丈夫们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

　　在这一著名事件里，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汇，“第三者插足”。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当时中共中央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他做了一段著名的批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工青妇都要关心这个问题。”这段批示最终成了上访妇女胜利的武器，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离成婚的。

　　“但在10年之内，他们全部都离婚了，一个都没有剩。”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夏吟兰说，她当时对这一事件高度关注，“《婚姻法》的修改并不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原因，它只是让那些不幸福的婚姻更容易解体。”

　　而樊爱国供职的《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作出了另一种反应。80年代的另一个新名词“道德法庭”正式出现，“法律没有办法惩处你，但我们可以用社会的力量对你进行审判和谴责。当时离婚的妇女很多，她们的出路何在，我们当时就宣传，女人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一个婚姻的结束是另一个婚姻的开始，不幸婚姻的结束是幸福婚姻的开始。你不应该老在哭泣，你应该寻找建造自己的新生活。”樊爱国说。在今天，“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八个字仍然镌刻在全国妇联的大厅影壁上。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