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指示，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藉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著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24 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月19日或20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未回到南京。蒋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的），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性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26何柱国回忆：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27 23p264如果这两则回忆属实，也是在事变前命令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免予日方借口，遂其扩大事态，发动武装进攻和占领的狡计。此与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之事变发生后，仍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凭日军宰割，尚不相同。

　　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团长王铁汉，事后对“不抵抗”问题作过分析：“当时荣（臻）厅长、王（以哲）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据二十一年（应为民国二十年）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抵抗”的‘鱼’电，那是二十年八月六日（应为九月六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荣臻厅长的。原电：‘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十时三十分钟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及其它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现在回头想起来，‘不与抵抗’系以（日方）‘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的错误。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作消极的‘不抵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12 p288-289

　　王铁汉身为一名团长，对于上层决策未必了解。他敢批评当年在东北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没有批评蒋介石与张学良。但他将事变前有关遇有敌人寻事（挑衅），力避冲突，“不与抵抗”，与事变发生后敌人已开始进攻“占领”，仍命令“不抵抗”两种情况作出区分，应是有道理的。其实，遇敌寻衅，忍让退避，决不先开火，是为事发前确定之“力避冲突”方针；至事变发生之后，遇敌开火进攻，不加还击，甚至让出阵地，是为“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敌攻，反而自解武装，即发生伤亡，亦不还手，“束手缴械”，让出营房城池，任由敌方占领，这是彻底、绝对的“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极致，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也。我以为，“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没有界限，只是后者为前者发展至极端而已。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主义”有别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事变前，蒋介石主张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的回忆资料，台湾学者刘维开撰文考析，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源文件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他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之回忆，刘维开亦考订：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几乎不可能有时间见面。28 29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犹需考订核实。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