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中国，西部非洲同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璀璨的传说和魔幻般的现实。由于距离和文化的隔阂，在国人的视野中，西非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进入20世纪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文化上的“地球村”概念，日渐靠拢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媒体的国际新闻，也开始在报屁股的位置关注一下利比里亚的选举和塞拉内昂的童子军问题，西非文学也逐渐走进国人的视野。2006年3月，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科特迪瓦作家阿玛杜·库忽玛的名作《等待野兽投票》，是目前最新的一部西非文学中文译本。而早在2001年7月，阿玛杜·库忽玛的另一名作《血腥童子军》就已由海天出版社出版。

　　1、为儿童而写作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经出版过一套“非洲文学丛书”，囊括了小说、戏剧、童话等多个文学领域，其中最有价值者，就是两位西非文学作家，尼日利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的《痴心与浊水》，塞内加尔前总统、诗人桑戈尔的诗歌选集。索因卡用英语写作，桑戈尔用法语写作。最近两年，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的《死亡与国王的侍从》、阿契贝的《崩溃》和本·奥克利的《饥饿之路》相继在大陆出版。这几位作家都用英语写作，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强势地位，导致了他们的作品较易受到国人的关注。相比来说，西非法语作家的作品，在国内的影响力则较弱。1982年，新华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塞内加尔女作家阿·索·法尔的小说《乞丐罢乞》，该小说获得了1980年的龚古尔文学奖。20年后的2001年，国内又出版了另一位西非法语作家的作品，就是阿玛杜·库忽玛的《血腥童子军》。巧合的是，《血腥童子军》曾经获得了由法国青少年读者颁发的“中学生龚古尔奖”。

　　童子军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非洲暴力的象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国家的部族冲突代替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如果说冷战期间的冲突与战争，尚且因为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而显示出克制的态度的话，那么，部族冲突则将战争的恐怖和丑恶推到了极端。这其中，尤以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大屠杀和童子军为代表。最近几年，反映卢旺达大屠杀的部分书籍和电影逐渐推出，比如《卢旺达饭店》、《猎犬》等等，而反映童子军的书籍和电影，则十分少见。非洲部族战争中率先使用童子军的，就是发端于1989年的西非国家利比里亚的内战，总统泰勒绑架、要挟、招募少年儿童参与战争。2003，泰勒下台流亡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内战结束；2006年4月，泰勒因“反人类罪”而在塞拉利昂接受审判。但是，以童子军为主体的战争模式，在非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蔓延。而这其中，西非以及其周边国家，比如塞拉利昂、刚果、乌干达，广泛在内战中使用童子军。

　　《血腥童子军》的背景，就设置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内战。这部小说的原名为《安拉在人间的事情，也不一定件件正确》。1994年，阿玛杜·库忽玛受邀来到吉布提。在一次为儿童所作的演讲结束之后，一位来自索马里——另一个饱受战争折磨的非洲国家——的小难民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作家爷爷，你能不能写一些我们？” 阿玛杜·库忽玛接受了这一请求，第二年就写出了《血腥童子军》。

　　阿玛杜·库忽玛把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首先因为这两个国家在地理上与科特迪瓦紧密接壤、在历史与人文上与科特迪瓦同源同宗，其次，还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战争进程紧密相连（为了掠夺塞拉利昂的钻石以维持自己的战争开销，利比里亚总统泰勒幕后操纵了塞拉利昂内战），最主要的则在于，童子军的使用在这两个国家的战争中最早而且最为普遍。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内战期间，利比里亚大约有两万名少年儿童参加了童子军。而在内战结束之后，许多童子军直接转化为匪帮，利比里亚最大的省大巴萨省共有3000多名土匪武装，其中2/3为童子军，最小的仅有9岁。

　　2、战争不在“别处”存在

　　《血腥童子军》的目标读者群是少年儿童，因而它的故事结构，采用了经典的流浪汉小说模式。这一模式的源头是《小癞子》，一个少年，在大地上漫游，经历着各种奇遇。《血腥童子军》的主人公和讲述者比拉希玛，就是一个十岁或者十二岁（“两年前，外婆说我八岁，而妈妈说我有十岁”）的儿童，马林凯人，只上过小学二年级。在妈妈去世之后，他踏上旅程，前往利比里亚寻找自己的阿姨……一个寻亲的故事，一个漫游的故事，类似于“小蝌蚪找妈妈”或者“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然而，漫游的路途中并没有善良的童话人物，所有的除了战争，还是战争，比拉希玛在旅途中加入了一个个童子军部队，遇到的都是和自己有着大致年龄和遭遇的“战友”。在他们死后，比拉希玛一一为他们按照黑非洲的部落传统“致悼词”，复述他们短暂、血腥的一生。在比拉希玛的“口语”里，这些童子军的命运，有着机械式的单调、重复，似乎丧失了文学所讲究的波澜和曲折——“好！既然基克死了，既然他已经死了，那就给他来篇诔词吧。我愿意做这件事，因为基克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而且他的人生旅途也不漫长。”在过往的文学创作中，阿玛杜·库忽玛展现了斑斓多姿的故事讲述技巧，然而，在《血腥童子军》中，每一童子军的故事，都采用了上面这种漫不经意的语气，通俗简单的用词，故事的结构和人物的命运也是重复的。十余个这样的“诔词”在小说中回旋，构成了一种压抑的“复调”，与主人公的“漫游”交叉往复。如果说，比拉希玛的故事是典型的文学创作，带有文学创作所讲求的“奇迹”和“幽默”，那么，这些“复调”则是典型的“现实生活”，刻板，严酷，不可修饰，而且短促，没有为“奇迹”预留舞台。

　　仅仅是一部战争版的“小癞子”，并不足以支撑《血腥童子军》在当代非洲文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部小说，同时还采用了“堂吉诃德”的结构。比拉希玛是当代“黑暗世纪”的骑士堂吉诃德，他辗转于各个童子军兵营的轨迹，是不甘于屈从战争和命运的抗争。而玛昂姨妈（按照马林凯人的家庭规则，姨妈接替了他死去的母亲），在他的寻找历程中，则是一个“超越尘世”的目标——在小说中，比拉希玛给出了质朴的理由：“外婆鼓励我，劝我离开继父巴拉，说到了利比里亚那边，天天有米饭，有酱汁肉吃。”无论是塞拉利昂还是利比里亚，平静而且富足的生活的都是不存在的，只有战争。然而，在比拉希玛踏上旅程的时候，战争似乎并不存在。其实，并不是战争不存在，而是他们想象着，战争不在“别处”存在。小说中，比拉希玛有一位“桑丘”伴随，成年人雅库巴，村子里的“能人”，依靠招摇撞骗生活，想到利比里亚寻找发财的机会，摇身变为一个“革利革利门”（制造护身符的人）。通过雅库巴，阿玛杜·库忽玛展现了西非战争的“地域性”的一面：交战双方的首领和战士身上，不仅挂着现代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子弹袋，而且挂满了护身符。在西非，来源于西方文明的战争法则（比如不杀俘虏）并不适用，统治着这里的，是新的丛林法则——传统的巫术和部落力量，现代的杀人利器。

　　如今，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内战都已经结束，然而，童子军的悲惨命运并没有结束。如今，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的退役童子军们依旧生活在肉体和心理创伤之中，而其余地区的冲突，把一批一批的少年儿童，不停地扔进战争这头野兽的嘴里。在最近的一次儿童节，2006年6月1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称，目前全球范围大约有30万童子军，“儿童被迫参加战斗，充当信使或厨师，还有的甚至被迫提供性服务。”其中，在我们的邻邦缅甸，大约有7.5万童子军——一衣带水，我们又知道多少？

　　3、西非的部族战争

　　《血腥童子军》的原名《安拉在人间的事情，也不一定件件正确》，是一句西非俗语。阿玛杜·库忽玛的另一部小说《等待野兽投票》的名字，则来源于他的厨师的一句话：“如果人民都不选他，野兽也会走出丛林投票。”关于现代政治中的“例行公事”——选举，《血腥童子军》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塞拉利昂团结革命阵线的领袖福代·桑科为了阻挠选民去投票，砍掉了他们的手臂。在福代·桑科看来，选民没有拥护哪一方的区别，只有“长袖”、“短袖”的分别——是砍掉他们的手腕，还是砍掉他们的胳膊？

　　《血腥童子军》是阿玛杜·库忽玛的第四部小说。被誉为“非洲伏尔泰”的阿玛杜·库忽玛1927年生于科特迪瓦的布迪亚里，2003年12月在里昂去世。阿玛杜·库忽玛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专业作家，生前仅仅出版了四部小说，第一部小说《独立骄阳》1970年出版，立刻成为非洲文学的经典，时隔20年，他的第二部小说《耻、辱与挑战》才问世。出版于1998年，为他带来世界声誉的《等待野兽投票》则是他的第三部小说。

　　在科特迪瓦，阿玛杜·库忽玛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1958年，科特迪瓦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阿玛杜·库忽玛回到祖国，1963年就被科特迪瓦独裁领袖费里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借一场捏造的政变阴谋驱逐——仅仅因为他的妻子是法国人，他没有被清洗。1969年，特克迪瓦大赦，他再度回国，又因为一个讽刺剧本而再次被乌弗埃—博瓦尼“请”出国外。1983年，乌弗埃—博瓦尼去世，科特迪瓦也陷入了动荡之中，政变与战争此起彼伏。最近的一场内战于2003年7月结束。

　　科特迪瓦以及周边的西部非洲国家的动荡，促使阿玛杜·库忽玛关注和思考西非诸国的共同命运。西非，世界史上不可逃避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它是西方历史迈进现代化的“发动机”。科特迪瓦有一个更家喻户晓的名字，“象牙海岸”，在它的南面，则是“奴隶海岸”（如今的贝宁与多哥境内）、“黄金海岸”（如今的加纳境内）。如今的西部非洲历史写作，比如英国人费奇的《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月版），其历史分期大多以殖民史为主体。可以说，殖民的历史是西非战乱的根源；那么，冷战则是西非战乱的引线。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纷纷在西非扶植与训练自己的政治集团，拉一派打一派，即扶植了众多的独裁者，又酿就了各国的部族矛盾。而西非各国的独裁者，就在这种对峙中谋取私利，维护统治，使国家在国际政治上沦为附庸，在经济上成为“香蕉共和国”。冷战结束，西非各国立刻被抛弃，国内部族矛盾凸现，战争不可避免地降临到。

　　4、部落文化的寓言剧

　　在西非各国，生活着各种部族。单就科特迪瓦来说，就包括泻湖人、阿提埃人、阿格贝人、克鲁人、巴库韦人、马林凯人、迪瓦拉人等等。阿玛杜·库忽玛属于“被同化的曼迪人”马林凯人部族：“当我报出我的名字库忽玛，一个马林凯人立即知道我属于武士和猎人的种姓。我回到家，回到村庄，巫师兼乐师就来了，提醒我想起自己的祖先。”小说《等待野兽投票》的主人公科珂雅甲就是一个马林凯部族的猎人，阿玛杜·库忽玛在小说中充分描述了马林凯人的以巫术为核心的文化，文本斑斓、奇诡。

　　《等待野兽投票》的结构，采用了马林凯部族在举行部族仪式时诵唱的“洁净文”：“洁净文的马林凯语为东索马那。这是一种歌颂武功的赞歌，由索拉念诵，应答者科度阿随伴应合。科度阿……扮演笑匠、小丑、弄臣，使尽浑身解数，什么都干，众人会原谅他所作的每一件事。”

　　一个虚构的国家——海湾共和国的总统、马林凯人的猎手领袖、独裁者珂雅甲，面临着独裁统治30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在内战爆发的前夜，马林凯部落为他举行了一场“东索拉那”，歌颂他的“猎人领袖”的传奇，共进行了六个晚上，构成小说的六章。这场传奇涵括了西非的百年历史，从珂雅甲的父亲峭受殖民者的影响走出山林、穿上衣服开始，描述了珂雅甲由一个法国外籍军团的雇佣兵，通过一个个巫术的“奇迹”和猎人领袖的血腥奋战，逐步登上独裁者宝座。珂雅甲的形象来源于曾经统治多哥38年艾亚德玛（2005年3月，艾亚德玛去世）；而在小说的“第四夜”，珂雅甲登上总统宝座，往来穿梭于西非各国，学习独裁者的经验，作者浓缩了西非各国独裁者可笑而残忍的统治史，其中就包括科特迪瓦前总统乌弗埃—博瓦尼（关于乌弗埃—博瓦尼，法国小说家帕特里克·格兰威尔曾经创作了小说《永恒的暴君》，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可以说，《等待野兽投票》是一部冷战时期的西非独裁史。

　　仅仅描述政治和独裁的过程，并不能够使《等待野兽投票》成为经典。《等待野兽投票》，既是西非当代史的写实，还是西非部落文化的集成，更是西非人之命运的寓言剧。小说中关于马林凯人的猎人文化和巫术的叙述，充溢着丰沛而且流畅的力量，层次清晰，笔调细腻而宛转，浓墨之中间杂幽默的细节（甚至包括血腥场面的叙述，都覆盖着嘲讽），宛若奔腾磅礴的大河和河岸的森林与猛兽。然而，这样的笔法，尤其是关于巫术的描述，往往会被“纯文学”的原教旨主义者贬斥为“猎奇”性质的后殖民文学。对此，阿玛杜·库忽玛在回答记者问时说：“天主教、拜物教、万物有灵论在非洲十分流行，那些战争头目往往本人就是‘先知’。”

　　《等待野兽投票》中，阿玛杜·库忽玛塑造了一位灿烂的“女先知”——珂雅甲的母亲娜珠玛，“娜珠玛，珂雅甲你的母亲，她不只在年轻时是位伟大的搏击冠军，而且还是位女中斑鸠。她没有一颗圣诞红高，看起来就像棕榈树根一样紧紧连在地上。她的乳房和臀部依然像山上土石般紧实。她把头发编得像巨蜥的尾巴，不分昼夜在头上缠了一根白丝带。”在另一处中，“她还保持者年轻少女的丰腴体态：她的乳房高耸如四月初的生芒果；她的肌肉结实突出，她的臀部就如同一只剩铁锅般地圆润坚实。”如此干脆而且绚丽的段落，在这部小说中比比皆是。这样的想象力和运笔如泼墨的控制力，只能来源于作者身处的部族文化。小说中，每一个“东索拉那”小段落结尾，索拉都会唱诵马林凯人的谚语，令人惊艳，仅摘录几条和死亡有关的谚语：“死亡是件所有人都将穿上的衣裳”、“死亡之地，无需宽广”、“鸟尸不腐于空中，而腐于地面。”其他谚语，比如“即使是国王的小胡子，也是国王”，诙谐而冷峻。

(责任编辑：松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