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回面子，中国人总是改写历史。 1840年8月，英国只费了4名伤员的代价就攻占了澳门。中国官员对皇上的报告却说：“我们打死的英国人不计其数，他们破烂的船只的骸片，阻挡了我们船只的正常行驶”。

　　作者：宋石南

　　国学大师王国维治古史创两重证据法，即地下出土文物与中国既有文字材料二重证据相较，而真相自明。这方法在近代史上不很实用，但仍可凭其原理修正后应用，那就是新的“两重证据法”：取彼外人著作、文件材料与中国既有著作、文件材料相对较，而真相自明。

　　在近代史方面，读老外的著作不可谓不是一种享受。首先他们态度比较端正，一般很少修改历史来适应意识形态（当然有时候也会为己类开脱一二，比如在下面将提到的著作中，英人就喜欢将在中国强奸抢劫的罪行都推到“素质更差”的印度人身上），其次他们比较注意大局观，空间及时间上均注意其相互起转关系，很少割裂，读起来流畅，明白，视野宽，最后他们很在乎细节问题，讲究历史中的趣味与严谨并存，甚至不惜笔墨描写一些在我们传统中决不登大雅之堂的场景或故事，但正是这一点，使外人的历史著作更有生气。

　　下面我就要摘录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在中国著作里头相对稀缺，因此尤显可贵。这些细节来自美人著作《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三联书店2005年版，国内容易买），这书实际上是本通俗著作，所取材多来自杰克·比钦1975年的著作《中国鸦片战争》，道格拉斯·赫尔德1967年的《弓箭战争》，彼得·费伊1975年的《鸦片战争：1842-1844》，亚瑟·维利1958年《中国人心目中的鸦片战争》。遗憾的是，后四本第一手性更强的著作在国内目前似乎均没有译本。不过，从《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中，已可窥出其余著作的不少材料。

　　·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往中国的使者安赫斯特同其前辈马戛尔尼一样，遭遇到厄运。上一次，因为叩头问题，乾隆没有理会马戛尔尼代表英国的外交及贸易请求，还把后者的礼物堆到厕所里去。这一次，嘉庆的手下则展开了更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办法：

　　中国官员主动提出，可以让安赫斯特向皇帝的空椅子磕头。但后者拒绝把脸放在地上，当然也不愿意磕头9次之多。中国官员决定再想点办法。像歌剧中的喜剧场景一样，他们在半夜叫醒大使，陪他来到皇帝的空椅子前，希望大使能因为睡得昏头昏脑而不再拒绝。在大使半睡着弯下一条腿时，中国一位大臣按住他的头，希望能迅速放到地面上去。大使还很困，眼看就要磕头，可是一位随从及时将他扶住，头最终没磕成。当然，英国第二位中国大使安赫斯特也就没能见到嘉庆。

　　·1834年虎门战役，虎门60个炮台在短时间内被全部摧毁——由于大炮固定在水泥台上不能瞄准，发射的炮弹要靠运气很好才可能落到英国战船上。当时一位英国人事后回忆：那更像烟花而不是大炮。

　　·林则徐相信外国人的戒烟方法，他在1939年向广州的教会医疗协会求助，看有没有根治鸦片瘾的药物。但是这所协会可能不是最好的求助地方，因为其第二大董事查顿，就是当时英人在中国最大的鸦片贩子。

　　后来，林则徐提议，对在18月内无法戒除鸦片瘾的中国人，处以死刑。

　　林则徐始终相信西方医学。他在1839年患上疝气，拜访了一位叫彼德·帕克的传教士的诊所。这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医师给林则徐安了疝带，缓解了他的痛苦，而且送给他5条疝带——这是彼德的全部存货。

　　·1840年，外交大臣巴麦尊击败了反对党议员格拉斯顿的道德谴责，后者反对鸦片战争的提案在下议院以262对271票落败。

　　·1840年7月，舟山定海之战，中国死亡2000多人，英国只死了19人。但是随后，英国人遭遇了他们最大的死亡使者。

　　这个死亡使者是他们的自己人，英军定海战队的首领，中校乔治·布勒尔。他担心军队入城会破坏居民的房子，所以驻扎在一个充满瘴气的稻田里。此外，当时温度已经高过30多摄氏度，这位严于律己的中校却命令士兵必须扣紧厚厚的毛哔叽制服最上面的扣子。因此，英军驻扎期间共有500多人死于痢疾或疟疾。

　　后来，一位军官在家信中写：我们在战争中游戏，可是，随后我们又在游戏中死亡。

　　·1840年，在广州，英法教士常会在街头拉住中国老百姓，进行一番即兴说教。中国人会礼貌地停下来，但是会转换话题，询问西方服装的价格，并且评论说，和中国人比起来，西方人的鼻子太大了。

　　（另外，有清朝官员坚持认为夷人在陆地上将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的腿上都穿着衣服，因此笔直僵硬而不能弯曲，一旦上岸，他们摔倒后很难爬起来”。）

　　·1840年9月，一艘英船在宁波一处沙滩搁浅，船上28名人士被中国俘虏送往监狱。

　　俘虏受到区别对待，欧洲俘虏可以在走出笼子的时候除去镣铐，印度人则始终带着。这是因为，中国狱吏很看不惯印度人用手抓米饭吃。

　　不知为何，中国方面坚持认为被俘虏的船长夫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妹妹，于是给她安排了仆人与华贵的卧室。中国人对于等级制度的尊重即使在监狱中都充分体现。

　　被俘虏的船长则利用自己的幽默与画画特长赢得中国官员的好感，他们都追着让这位画家为自己画像，作为报酬，每画一张给一打猪肉饼。

　　·1841年《穿鼻草约》签署当天，皇上命令琦善停止谈判，因为内地增援部队在杨芳的指挥下正开往广州。但是这个70岁的大元帅是个不合时宜的选手，他已经完全失聪，只能靠文字下达命令。

　　（此外，杨芳还崇拜巫术，相信狗血和秽物能使英军的大炮爆炸。后来，广东有剧名“琦侯爷痛哭龙亭，杨参将广收马桶”正是歌咏此事）

　　·三元里大捷的神话，实际上只有4名英军死亡，20多人受伤的成绩。而且主要原因是当时突发大雨，英军该支队被困稻田中枪支受潮不能开火。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余葆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主力英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葆纯清楚双方实力，也知道英军的枪炮不会永远受潮，于是劝退义勇，避免广州被屠，从此担上卖国贼的恶名。

　　之后，名声扫地的余葆纯担任一次主考时，被爱国考生将墨汁泼到脸上，于是他提前退休，郁郁而终。

　　·1842年，在宁波战役中，有人建议清朝官员找来猴子把鞭炮送到英军船上，点火烧船，因为猴子不好找而没有实行。又有人想出办法，让商人们向英军出卖感染了天花的肉，可是将军奕经反对这个计划，认为如此太不道德。

　　·1842年7月，镇江沦陷，守军首领海龄坐在所有的朝廷文件上，点燃火把自焚。他死之前，无法发泄对英军的仇恨，就发泄到汉人身上，有种族屠杀的味道。他在沦陷前聚集全城百姓，指控其中许多汉人叛国，论罪处死。他所杀戮的“叛国贼”人数超过英军所杀死的中方军队人数。

　　·1842年9月，英军在镇江贴出一份告示，建议居民到SUI-SHAN去看看，“那里鸦片大减价，机会不容错过”。

　　·1842年8月7日，《南京条约》签订，足足4卷纸，用丝绸捆好。接着是丰盛的午宴。饭后甜点时间，中方使者耆英坚持要按满洲的风俗，让英方全权大臣亨利·璞鼎查的嘴里塞满蜜饯，以象征和解。

　　在场的一位英国人后来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亨利爵士脸上明显的顺从表情”。

　　·几千年来，为了政治目的，为了挽回面子，中国人总是改写历史。

　　1839年九龙战役后，中国船上的司令官报告林则徐，中方大胜，击沉几艘英国船，并造成英军50多人的死伤。（事实上英军此役无任何人员或船只的损伤）

　　1840年8月，英国只费了4名伤员的代价就攻占了澳门。中国官员对皇上的报告却说：“我们打死的英国人不计其数，他们破烂的船只的骸片，阻挡了我们船只的正常行驶”。

　　1841年3月，在中国海军接连败退后。林则徐在日记中却写：“我们的常规军击沉了他们两艘船，粉碎了一艘战舰的主桅杆，后来他们就撤退了”。

　　1842年，镇海战役，270只中国战船在镇海外徘徊一个月，却始终没有接近镇海的英军。后来，他们捞起海中一些中国战船的残骸，送往北京，证明中国海军大胜。但是，被宣称完全被打败的英军，还是稳当地驻守在镇海。

　　最后摘录唯一一段煽情的文字：

　　“巴夏礼（英人商业总监）被释放不到两天，就接到恒祺（曾看管巴夏礼的清朝官员）来信，请求他陪同去圆明园。恒祺非常担心他最好的朋友，圆明园主管文丰，他担心这位朋友会在无力保卫圆明园后自杀。

　　他们找了很久以后，看到文丰脸朝下沉在园里一个湖中，已经溺水身亡。

　　恒祺全然不顾官场的礼节，坐在湖边泥泞的岸上，把头埋在双手里，试图掩藏自己的泪水，但是他像孩子般抽泣耸动的肩膀却说明了一切。

　　不耐烦的巴夏礼后来写道，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中国人感到可惜。”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