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世界第二大富豪、美国投资家巴菲特宣布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基金，市值37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宗个人慈善捐款。在此之前，纪录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保持，他已经捐赠了260亿美元，并于日前表示将退出微软公司，全力投身慈善事业。今年年初，中国的富豪榜和慈善榜同时推出，关于慈善捐款的讨论曾经在媒体上喧嚣了一段时间。而在美国，慈善基金的运作已经成熟，富翁捐款也屡见不鲜。根据1999年的统计，美国共有各种类型的慈善基金会46000家，总资金为3000亿美元。人们在赞叹美国富豪捐款之巨大的同时，自然会提出问题：他们为什么捐款？他们捐款了都干什么？中国学者资中筠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述评》，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后一个问题，尽管它对前一个问题的解释失之简略。

　　他们为什么捐款？

　　和比尔·盖茨一样，巴菲特从来没有考虑过把亿万财产留给子女。他在《财富》杂志上表示：“在这个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精英的社会里……百万家产将使这一竞争变得不公平，我们应该努力保持机会平等。”这句话的核心是“竞争”和“平等”。早在2001年，巴菲特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2001年，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上台，削减福利开支，准备逐步取消遗产税。方案一出台，比尔·盖茨的父亲联合索罗斯、大卫·洛克菲勒等150位富豪签名，表示反对，理由为取消遗产税会对美国的慈善事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巴菲特也属于这一“反对阵营”，并且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取消遗产税不仅损害公益事业，而且破坏了美国赖以立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能力而不是凭家世致富。

　　巴菲特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同时也是“美国精神”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在他看来，“美国精神”意味着个人奋斗的自由，美国在保障个人通过奋斗聚敛财富的权利同时，还需要尽量保障个人奋斗的平等的权利。这直接继承了美国建国元勋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所阐述的“人人生而平等”理念。固然，由于人的长相有美丑智力有高下、出生环境不同等等，实际上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处于“绝对平等”。“美国精神”所谓的平等，指的是人格的平等、身份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高于法律的“自然律”面前（法律是变动的，历史上的“恶法”前仆后继，比如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中国的城乡隔离政策）。1971年，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发表了著名的《正义论》，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其核心就是人的“平等”：“每个人都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对“正义”的这一理解，几乎贯穿于美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史——尽管不同时代的理解角度略有偏差，实施对象随时代热点而不同。美国慈善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其会徽上的格言就是“真理使你自由——正义”。

　　罗尔斯的理论和巴菲特对“美国精神”的理解，遥遥呼应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建国元勋之一，美国慈善事业和慈善基金会的开创者，他所捐赠的费城基金会至今仍在活动）。富兰克林的理想是建设一个“为所有人提供自力更生的机会”的社会。在当时，富兰克林的理想仅仅是空中楼阁。美国300年的发展史，在社会经济层面，实际上是一部不断促进“自力更生的机会”得到保障的历史，尽管它也曾有过不光彩的过去。在这一过程中，慈善基金会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比如卡内基金会，于1925年开始针对新移民、黑人和犯人的教育项目，直接赞助反种族主义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努力“消除机会平等的障碍”。它资助的两个研究成果，一个是出版于1944年的巨著《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至今仍是研究黑人问题的经典著作；另一本的名字就叫《不平等》，在美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促进社会正义，专门设有“机会平等部”，针对贫困社区设项，努力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学校条件、反对种族歧视。

　　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子女?

　　在美国的慈善事业排行榜上，无论是如今的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是过往的卡内基、老洛克菲勒，都是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是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看来，通过个人奋斗聚集财富，是“天赋人权”，但紧接着而来的，便是对财富的处理权的思考。美国社会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来源于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阐释的“自然自由的制度”，就是如今俗称的资本主义制度。他将经济从道德哲学中剥离开，秉持“自由的资本市场会对全社会带来好处”理念。在这同时，他从来没有否定过经济理论的道德层面。每个人的生活所需品是有限的，富人的多余财富只会应用到奢侈消费，而这为斯密所不齿，他的《道德情操论》强调人的内在克制，主张通过道德来调节社会矛盾。

　　亚当·斯密的理论落实到现实层面，则是卡内基的一句名言：“有钱人在道义上有责任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卡内基是20世纪初期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1900年，他将钢铁公司出售给摩根财团，尽得2.25亿美元，从此开始持续不断的有目的的捐赠。10年之后，他发现自己依旧拥有1.5亿美元的财产，发出“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为重要”的感慨，接受朋友建议，于1911年设立卡内基基金会。

　　20世纪初期，正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时期，也是富豪大量产生的时期。根据粗略统计，1880年，美国的百万富豪不到100人，而到1916年，这一数字已经突飞猛进到4万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卡内基看到并且承认，美国当时的最大问题就是财富分配的问题，但他认为，贫富悬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富人如何处理自己的财产。在他看来，富人的财富只是被“临时托管”，最终要归还给社会。当时的经济巨头老洛克菲勒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的财富。”同样的话，在100年后被比尔·盖茨重复：“我将把全部财富用于捐赠，而不是留给自己的3个孩子……我只是这笔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使用方式。”

　　比尔·盖茨、巴菲特、卡内基等人，尽管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个人生活却相对简单，甚至“穷酸”。在他们看来，聚敛财富的过程，是实现个人价值、使社会财富增值的过程，而不是为了个人私欲的拥有和传之后代子孙。甚至是出于“保护”后人的考虑，促使他们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赠给社会，仅给子女留下适当的份额（比尔·盖茨决定给每个孩子留下2000万美元以供他们创业）。老洛克菲勒的好友和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曾经告诫老洛克菲勒，如果不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他的庞大财产将产生雪崩，祸及子孙。1892年，老洛克菲勒捐资创办芝加哥大学，1901年，成立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针对黑人教育的“教育总会”，1913年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

　　慈善捐款怎么花？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慈善机构。它的宗旨是“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传播、预防和缓解痛苦、促进一切使人类进步的因素”。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所赞助的项目，涵盖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关注的问题，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略有变化。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早期，主要用力于公共医疗卫生领域， 1913年设立国际卫生部，自创设之日起就在世界62个国家进行防治钩虫病、疟疾、伤寒等流行病的工作。1940年，它成功缓解了全世界流行的伤寒。同时，它还重点赞助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科研成果不计其数，青霉素的发明得益于它的支持，洛克菲勒医学院在成立之初的几年时间内，就在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和梅毒的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进展。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联合资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代表着美国最高的医学教育水平，并将这一模式推广到世界10多个国家。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逐渐接管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全球工作。致力于全球的医疗卫生事业，是美国慈善基金会的一个传统，如今的盖茨基金会，其主要方向之一就是对艾滋病的研究和防治。

　　盖茨基金会的另一大方向，则是教育事业，这也是美国慈善基金会的传统捐助项目。除了捐资兴办大学、研究所之外，主要资金大多集中在弱势群体的教育上，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金会联合成立的“联合黑人高校基金”，项目持续30年，几乎所有南方黑人高校的校长都出自该学校；卡内基基金会在黑人社区设立实验中学，专门收容失学少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教育总会”早在1912年（该慈善机构成立于1903年，后归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拨专款改善美国黑人学校，鼓励建立黑人中学。而卡内基基金会的教育项目则更为广泛，1925年开始针对弱势群体的成人教育项目，1930年开始针对大学本科课程改革的资助（一直持续到现在），1986年开始赞助青少年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研究和改革。

　　除了这些相对普通的项目之外，慈善基金会还从事着出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赞助项目，比如卡内基金会在“避免核战争、防止核扩散”领域的研究和工作。1994年，该基金会的“国际安全”项目改名为“防止致命冲突”，用力于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研究和防止。设立于1910年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加速消灭国际战争”、促进国际和解的慈善机构，该机构捐赠了如今的海牙国际法院，创办了海牙国际法学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长期致力于农业改良项目，20世纪60年代帮助墨西哥进行玉米和小麦改良，资助印度“绿色革命”，设立世界稻米研究所，该所在全世界建有16个国际农业中心。福特基金会则长期资助美国的人权保护活动和研究：1953年，在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时捐资1500万美元用于维护公民自由权；60年代中期，建立“社区改革中心”，以提高“穷人决定自己命运的呼声”。仅2000年，福特基金会就“和平与社会正义”的拨款就达8000万美元，赞助项目包括少数族群的权利、难民和移民权利、妇女权利等各方面。

　　它们在中国干了什么？

　　除了对美国的慈善基金会的全面介绍，《财富的归宿》最有特色的一章是“与中国的关系”，叙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机构在中国从事的项目。尤其是他们在20世纪上半期的活动，不为中国民众所知。

　　关心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老洛克菲勒，早在190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尚未成立，就向中国派出了一个小组，考察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需要，五年之后又派出了两个考察组，随后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展以公共医疗卫生为核心的在华工作。1921年落成的协和医院，历时四年建造，集教学、临床和科研为一体，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医院之一，很快成为亚洲医学的最高标准。该基金会在以后的10时间里，以协和医院为中心，建立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覆盖整个北京。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不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协和医院的重建和招生工作。

　　中国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更是得益于洛克菲勒基金会。该基金会的赞助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学科，并且在中国开创了遗传学、社会学等学科，具体项目比如建立燕京大学医学预科、资助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挖掘。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了提高中国农村的经济水平，赞助晏阳初发起的“乡村建设计划”，有计划资助中国大学里的农业系科，比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重新在中国开展工作，关注的重点依旧集中在农业、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比如帮助中国研制避孕药。

　　遗憾的是，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财富的归宿》的介绍失之简略，因为它毕竟是一本简介类型的书，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同样，该书对美国基金会的运作方式，也没有太多深入，而是把笔墨集中在分类和简介。这并不能减少该书对中国的意义所在。在中国，慈善捐款事业刚刚起步，关于富豪身份的讨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创作出了一个“仇富”的词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民众的“仇富”与否，而在于富豪财产的“正义性”。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曾经阐述过财富“正义”的原则，其中两条为：获得的正义，着眼于财富获取的过程；另一条是转移的正义，着眼于财富获得后。美国早期的慈善家，比如卡内基、老洛克菲勒，都有着“强盗贵族”、“吸血鬼”的称号，财富获得的过程备受置疑，他们转移财富的方式却成为典范。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巴菲特，其从事慈善事业的理念和操作模式，依旧继承着卡内基们。

(责任编辑：松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