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记者曾经口无遮拦，损人骂街是家常便饭。但是在存在那种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还是很弱势

　　富士康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翁宝、王佑的报道，将二人告上法庭，二位记者也成了全国舆论注目的焦点。不过说起来，二位记者做的事，实在不如早年的记者“牛”。

　　民国时期，记者口没遮栏，想说就说，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惹着谁了，人家告上法庭的不多，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当时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一线的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居然第一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

　　这样做，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当年号称是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的黄远生避祸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另一位邵飘萍，曾在北京六国饭店躲了很久，一露头，就被捉了起来丢了性命。

　　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吃喝嫖赌，巧取豪夺，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他们都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话说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全国通缉，或派刺客下手，让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拾本行。此人是跟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林写文章，标题叫做“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被骂的是个粗武夫，没事。

　　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这回骂的是政客。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叭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本领高，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在潘的告状下，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没有给林记者任何申辩的机会，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林白水都一点瓜葛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

(责任编辑：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