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治病，不再是治人

　　如果你面前有两个医生，一个医术高超但待人冷漠，一个医术平庸但待人和善，你会选哪个？朋友小何说，如果只能选一个，她会选择后者，医生首先要有人情味。小何的一次看病经历，发生在被老板恶整的那几个月。成为“办公室政治”牺牲品的她，郁闷至极，经常感到胸口闷、呼吸困难、心跳快、手脚麻。她脖子看上去也有点肿，以为是甲亢，去医院看了好几个科，医生都是给她了化验单，然后看了化验结果说——没事，回家待着吧。

　　“最后看了个内分泌科的小医生，她看了化验单之后，可能看我挺顺眼，也可能碰巧那天她不太忙，她就问我最近有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或者不顺利。我看她那么面善，就聊起了被老板恶整了好几个月的前前后后。结果，聊完了，感觉好多了。后来她告诉我这叫过度换气综合征。我用她教的方法，不舒服时对着一个塑料袋呼气吸气，感觉好多了。”

　　但医学的发展，可能是以丧失温情为代价的。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乔治·萨顿，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断言：“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医学，原本是一门时时需要以人为本的科学，而现在，它越来越显示出专业主义的冷酷秉性。

　　小何因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再次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就去吧，但在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她做好了不厌其烦的心理准备去了医院，先是医院的导医台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许多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说等这些检查结果出来后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问我：“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下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除了简单归罪于医德医风下滑之外，其实，导致医患之间像今天这样难以收拾的尴尬局面，并不能完全责怪作为个体的医生。他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两个难题：一边是患者一如既往对医生人情味的要求，一边则是现代医学分工日益细化的现实。难怪有智者悲叹：“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因为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甚至“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像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谁，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工人一样。

　　而在100年前，还是一个医生只面对一个病人的情形。那时的医学，没有那么多精确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感觉，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人情味”成了那时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重要调料。

　　今天，医生的情感因为失去往日的专注性而日趋冷淡。现代医学似乎在人文层面上，进入了一个没有转角可言的尴尬境地。而在医学“科学主义”渐渐成为大家的信仰时，接近平民的温情，可能恰恰是医治人们对医学冷漠偏见的良药。

　　我的母校，曾是20世纪初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医学院。它在中国最初的起源，曾和医学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医学传教士”面对的病人包括身体和灵魂。

　　上学时，老师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段历史：学校的第一任公共卫生教授兰安生（John·B·Grant），率先赋予了冰冷的“白大褂”以温情。他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京城内成立了“社会服务部”，提倡医生、护士走出医院，走进胡同，拉近和市民的关系。兰安生教授还邀请“国际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到协和医院讲课。晏阳初谆谆告诫协和未来的医生：“你们需要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和一颗传教士的心灵。”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志潜也在听众席中，甚受触动。日后，他脱下“白大褂”，换上“灰长衫”，博士下乡，来到中国农村。这位“中国公共卫生之父”，自己当医生，妻子当护士。他立志赋予医学以更多的温情，在医患之间，寻找更广层面的解决之道。

(责任编辑：陈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