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裸体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