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法则

　　□本刊记者 王 丰

　　一

　　三脚猫

　　26岁的姚明拿起一张老照片说，这是我上海的家。拥挤的弄堂里，狭窄的屋子，摆放着各式的自制家具。如今的姚明，和同出自上海的刘翔，已经成为中国和美国年轻人的偶像。

　　那些精致的家具，大多出自姚明父亲姚志源之手，像父亲那样手艺齐备而生活精致的男人，在上海叫做“三脚猫”。“三脚猫”是上一代上海男人的生活法则，建国后，上海被推向计划经济的最前端，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海成为计划经济下面最具支撑力的物质生产基地，其工业基础来源于西方殖民者的遗留。

　　163年前，行进在工业革命中期的西方国家，用殖民的方式和武力的手段以上海为桥头堡打开中国市场赚取财富，在随后的100余年间，也把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工商业文明带到上海。

　　计划经济的中国，在上海继承了相较其它城市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作为焊工的姚志源说，当时的社会中，工人地位最高，成为计划经济的堡垒。 “三脚猫”法则也在其中孕育出来。

　　不过，这种崇尚精细技术的生活、生产观念，长时期地与其它地方相冲突：在中国北方，人们经常用“三脚猫功夫”这个词来表示瞧不起对方。

　　这种文化冲突的产生，身后自有因由可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效法苏联模式，实施重工业赶超，粗放生产，拒绝市场分工，这种经济观念与上海人接受的西方传承充满矛盾。

　　文化当然是经济和政治反映，与历史相对应，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伴随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全中国距离市场经济最近的地方，一步跨到市场经济最远处，以至于海派文化长时间与中国正统若即若离。从1949年至1978年，近30年间，尽管所有中国人都接受上海牌产品，接受产品背后上海人的劳动价值，但三脚猫法则被斥为另类，这种状况的背后，实则是以农业社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中国文化与以现代工业社会为特征的商业文化难以调合的表征。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冲突为什么没有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止——而是持续到12年之后的1990年呢？

　　压缩饼干

　　这与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有关。既然是渐进式，就要有先有后，先轻后重，在稳定中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行事方针。

　　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难以为继，经济基础严重受损，党需要修复政治基础，实施改革开放。这项伟大的改革，初期基本上沿着两条线索展开：农村，全覆盖地实施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城市，开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城市经济特区以及随后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其它的城市经济改革，不触及核心——产权。

　　偌大的中国社会，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转，如上所述，以农村为改革重心，辅之以试点小城对外开放，体现出渐进式转轨的清晰思路——寻求可以保证安全的西风东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后来就说，“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国外经商的很多。”

　　这场为期12年的以农村为重心的经济改革，20世纪80年中期开始延展为乡镇工业模式，苏南模式在此间勃发，一方面令经济改革取得了最为广大的民意基础，另一个结果是，把以国企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工业城市的经济逼到生死关头。

　　遍布上海的轻工企业，在这一阶段受到广东与江浙企业的双重夹击，日渐式微，唯仅如此，这十余年时间，上海还扮演着改革保障者的角色，城市基础设施长久缺乏更新和给养，被称为“压缩饼干”。

　　望上海命运之纵深，任何一次重大变化的发生，都与国内时局密不可分，而整个中国命运的变化，则一定存在横向纬度的因由，由世界的变化所促动。

　　1990年，海湾战略爆发，世界处于第三次石油危机之中，老布什治下的美国经济阴霾度日，增长乏力，日本经济终于结束了自1956年以来“日本神话”，经济泡沫当年崩裂，步入衰退期。

　　回头看去，这种情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莫大的机遇，一方面，国际资本需要新的输出目的地以及新的市场；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正如火如荼，令中国有前辙可循，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进行了12年的经济改革，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需要新的动力和外在压力方可吐故纳新。

　　80年代的乡村工业运动(以苏南模式为代表)，除了体制方面的因素之外，工业水平无法升级是其消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上海的起步不同1979年的深圳。上世纪90年代，4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的使命告一段落之后，中国需要一个可以全面向世界铺开体系的战略发动机。

　　斯时，上海开埠百余年，一直领风气之先，中国经济首都之名即便在计划时代也不曾丢掉，只是改革开放后的10余年成为改革大后方，整个大上海疲态加身，绝地求生的欲望已经不可抑制。

　　如此内外因素相撞并吻合，上海再次被推向了引领国运的最前方，她的使命是，成为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战略发动机。

　　1990年邓小平同志第七次南巡，他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最关心的一件事还是上海的浦东开发。

　　在随后的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亲自在上海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消息。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

　　当时的上海，就像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刘翔，在新兴国家开放赛跑中，“噌”，起跑就抢在了前面。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引线，中国决定将改革重心转移到城市，深入中国经济社会机理，城市改革的重心是国企问题和金融问题，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同样需要整体向世界铺开身体，此时，上海压缩饼干法则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二

　　强政府

　　在这里，要提到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一个始终令其观察不休的设问：历史上同样是西方向东方渗透的桥头堡，加尔各答和孟买改变了印度，上海改变中国了吗？

　　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基于对上海1843年至1949年的研究)中说，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不过，1990年前后，墨菲对这个论断产生了困惑，并在其它著作中修正了对上海的分析。他认为，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渗透的“桥头堡”，上海并没有改变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几乎无足轻重。

　　有了上述经贯40余年——牵系国运转折而分为两个阶段——的历史纵深，就可以发现，建国以后，上海之于中国的影响立竿见影，其间历经方向波折，但殊途同归，目标只有一个：把中国引入现代轨道，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始终需要她站在变化的最前端。

　　这种带有厚重政治使命感的承担，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下，注定需要上海政府扮演强势角色。与建国初期以军事力量维持经济、社会稳定进而实现公私合营直至全部实现国营经济不同，1990年之后的大上海，要扮演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橱窗。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以务实治国的作风，担起全面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制度的使命，上海同时也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权力根基所在。这种安排，一方面是为改革的艰巨性作出准备，同时也彰显中央对于重建上海的紧迫心。

　　尽管如此，也是知易行难。进入90年代中期，改革全面展开，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需要社会转型加以呼应：大开放，300多万人拥入上海滩；大流动，旧城改造形成百万居民大动迁，人潮汹涌之状况，深圳特区见不到，即便美国纽约崛起之时也无法与之并论。而且，经贯1990年代，上海处于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的还账期，这个阶段的上海，直至1994年(当年中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将国税与地税清晰界定)才将财政赤字抹去。

　　1995年，时任市委书记赴巴西考察，看到了巴西1970年经济开放以来实现的壮丽城市景观，也看到了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有如境内关外的“飞地”，警察都不敢管。此后，上海推动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将管理权下放，重心下移，实施“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直至“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将管理权深入到街道和社区层面。

　　这种情形，在中国其它城市甚为少见。但之后来上海的人可以感受到，普通的一个上海街道老大妈都会有极强的公共意识，居民委对社区生活的影响力超乎想象。

　　如此一来，外地人在上海，似乎到处可以看到政府的影子，政府力量以这种毛细血管般网络格局，罩住了上海的安全，以至于保障她超常规的市场主义行动。

　　强势政府因此有了它或许可以称之为不可或缺的合理性，尤其是遭受危机时，其效用难以置信。2003年的SARS危机即是一例，相对国内的疫情局势，作为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居然安然无恙。

　　安全，上海强政府得到另一个红利，无论对于跨国公司还是国内的新富阶层，都构成了强大的吸力。庞大的政府，令上海行政效率极高，巨大的经济增量，可以抵御危机，同时令上海各个阶层都能享受到迅速发展而带来的红利。

　　从1999年出发的命运

　　强政府带来的社会安全以及高效的行政运作，短短9年之后，浦东经济大格局基本建构成形，浦西的老上海的城市建设也行将完成，斯时，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已经平息，但中国也落入通货紧缩的泥泞之中。

　　这种局面之下，中国以及上海必须寻求与世界强者更紧密的对应。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到1999年，美国经济彻底摆脱了逐步丧失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不利，互联网产业经几十年孕育终于结出果实，创造出知识经济，从而带动整个世界向信息时代切入。全球化借助信息、通讯技术之力高歌猛进。

　　1992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与美国相互进行了7年增长对应，1999年，美国《财富》杂志将该年度“财富论坛”放在上海召开，主题是“中国未来50年”。

　　这场全球政要和财富顶尖力量云集的论坛，是国际投资的指向灯，《财富》杂志的编辑们兴奋地定出“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这句口号。

　　上海承办“财富论坛”具有强烈的政府色彩，甚至上升到国家行为，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为，回头看去，意义十分重大。配合之前作出的政策准备，加之上海人在传统江南士大夫文化之下体现出的柔顺与纪律性格，他们更容易接受分工、成本、执行到位这些基本的经济观念和企业组织观念，隐退半个世纪之后，上海终于重新担当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桥头堡”。

　　上海的迅猛发展，吸引越来越多来自国内外投资者的眼球，目前，上海累计吸引的外资超过800亿美元；《财富》排名世界前500的大企业中，有300家已经到了上海。

　　此番幸事，给包括上海本身在内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长三角带来好运。按照《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的权威统计，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长三角落户，长三角已成为中国跨国公司最集中的地区。

　　跨国力量的集聚一旦发生，上海对内的感召力也喷涌而出，1999年，外地新进沪企业数量为6012家，几乎等于1997年之前的20年总和。

　　直至2001年上海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召开，中国经济之都重现世界，局面大开。

　　强势的惯性

　　不过，奇迹的发生，总有内外因由，而且，要经过缓慢延展过程，这一过程，则来源于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因素与制度因素之间的调合过程。就像工业革命在英国用了前后约100多年时间，即便之于后来效法者，如美国、日本，完成一个崛起的过程，也需耗用相当长的历史空间。

　　1900年开始，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制造中心，这一过程，到二战结束1945年达到了顶峰，并取得世界最大贸易中心的地位。

　　而日本在制造业方面对美国的替代，也经历了40年时间：50年代，日本抢走了纺织，60年代抢走钢铁，70年代抢走家电，80年代抢走汽车。

　　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之后，招商引资在全国铺开，以地方政府为单位，齐头并进地经济总动员，全国表现为盲目地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上海进入21世纪之初，改变提出建设国际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目标。

　　天将降大任于上海，尽管如此，这一切也似乎显得过于仓促。在高速的车轮上，人们似乎可以忽略现实与制度的匹配程度和质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比喻成“起吊机经济”，他认为，上海经济的成绩单主要依靠城市建设和外资投入。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大量资金，则是靠政府主导的土地批租获得。张军的言外之意暗示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不过，如果把上海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窗口这个项下打量，似乎中国确实需要她这样做。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相继呈现崛起之势，1993年，印度实施开放政策，2003年，高盛定义四国金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近年来，越南成为国际资本最新的发现，遑论东南亚诸国已经完全脱掉亚洲金融风暴的余患，重新呈现自信心。

　　在这个烽烟四起的国际经济舞台上，既然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仍处转型之中，就不能停止适度高速增长，上海自要冲到最前头。

　　上海经济状态除了依靠外资，另一个特征也面临一些争议。在中国大部分经济发达的地区，私营企业驱动力显现强势，而上海却在坚定地强化政府对当地大部分经济领域的控制。英国《金融时报》认为，2002年以来，上海加强了政府对当地零售业、制药业、酒店业和食品业的掌控，有时候通过强制性合并，使每一行业产生一个独一无二的控股公司。比如说在零售业，对于来自沃尔玛(Wal-Mart)等全球零售巨头的竞争威胁，上海市的应策是，在2002年将4家当地超市和百货商店合并为一个国有庞然大物。

　　“上海的模式是，在固定资产中保持(国资)绝对大股东的地位，再将其管理外包给跨国公司去经营和发展，然后上海市得到红利。” 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声说。

　　政府与金融机构一并投到巨大的增长惯性之中，尤其对于政府而言，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瑕疵需要计量但不能忽略。

　　私营经济极孱弱是瑕疵之一。2002年，虽然上海出台了有关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2003年，上海GDP当中，当地私营企业的贡献仅占10%以下。2005年,上海的这个比率也不超过20%。而2003年的广东，这数字却达到了33%以上。而且，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私营企业占32%，是上海的两倍。

　　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经这样评价：上海给人的印象是，它是非常强烈的政府控制和计划的工业化，体制改革落在江苏、浙江之后。

　　杨小凯认为，晚清洋务运动就是搞国有企业，官督商办(相当于承包制)或官商合办(相当于合资)，最大的教训是，坚持官办，私人企业就搞不好，就没有效率；坚持官办，就有利益冲突，要想法子限制私人经济。私人经济一上去，你的利润马上下降。政府有很多方法去压制私人企业。

　　庞大的政府资本参与到经济中去，除了对私人资本的进入产生阻障，国企自身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风险经营方面都会积压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旦风险集中爆发，后果难以想象。

　　英国《金融时报》就这样表达了看法：“上海某些国有大型企业很沉静，在政府约束下默守一方，但是另一些却很有闯劲，进行了重大的冒险。”

　　此前以电视机制造为主业的上海广电集团就是一例。该公司2004年决定投资60亿美元巨资进入液晶显示器产业。外界认为，这个行动过于冒险，而该公司一名高层说：“一旦我们进入液晶显示器领域，我们就决不能后退”，“你必须前进，投资、投资、再投资。”

　　国企领导人的信誓旦旦，背后其实闪烁着政府单方面的期图，尽快完成上海产业结构的转型，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高科技中心。

　　上海市“十五规划”中，首次将房地产业与信息、金融、商贸、汽车、成套设备一起定位为六大支柱产业。“十一五规划”中，用商业替代了房地产业。

　　六大支柱产业，每一个支柱产业，由政府强力重组成一个龙头，其强悍可以压住任何草根主义的萌起。

　　金融业有上海国际集团，其控股企业有上海国际信托投资、上海证券等，参股交行、上海银行、申万证券等10余家金融企业，金融资产、金融股权分别占总资产和直接投资总额的65%以上。

　　再比如商业，经过数番重组，最终形成百联集团这个在中国资产规模无人能出其右的商业恐龙；还有汽业中的上汽集团；成套设备业中的上海电气；信息产业中的上海广电集团。

　　另一方面，从近三个五年计划来看，上海的支柱产业基本是五年一大变。在一定程度上，这显示了上海对于战略发展方向认识上的摇摆。

　　而在“九五”期间，上海市的六大支柱产业分别为汽车制造、通信设备、成套设备、石油化工、钢铁和家电。

　　当然，上海本身也有难言之隐。比如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上海方面一直在争取更多的特殊政策以进行金融自由化驱动，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金融自由化。经济学家张五常说：“我敢肯定，如果中国大事开放金融，从开放时算起，5年后，上海将超越香港；20年后，上海一带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

　　三

　　负面因素

　　私营经济孱弱与国企勇于冒险的背后是，政府在上海经济体运行当中的角色感过于强劲，目前尚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其负面，但些许因素也若隐若现。

　　2006年9月5日，记者在招商银行陆家嘴营业厅看到，电视屏幕反复播放一则看起来像是新闻报道的广告片，内容是闸北区的地产规划，其中涉及诸多楼盘推介，而该区相关部门官员也在片中发表富有感染力的讲话。

　　区级政府站到前台，发布规划力挺房市，与地产商达成默契而造势。进入2006年以后，这种现象并非个案。从2001年开始起动牛市的上海地产市场，房价已经涨了将近3倍。在2005年中央宏观调控作用下，上海房价在该年年底同比下跌10%左右。

　　上海市政府进行了托市。办法包括，将“两个1000万”工程放缓，所谓“两个1000万工程”，是指上海市政府计划每年为市场提供1000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和1000万平方米中低价普通商品房，而区级政府则采取上述办法以体现政府的态度。

　　政府出于短期规避金融风险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的目的，出手托市，从上海经济长远而言，并不见得是好事。近几年，上海居民家庭平均负债率已居全国之首，新上海人之中也因承担高额房价而被称为房奴部落，如此，大大损伤了潜在消费力。象上海这样庞大的城市经济体，其经济增长不可能总由投资和出口来拉动，消费力受到操作，负面作用最终会水落石出。

　　一名在上海失败过的台商感慨：“上海是人间天堂，也是人间炼狱。” 2002年，台湾的茶叶大王天仁茗茶投入大笔资金进入上海，在上海的黄金地段开了3家“吃茶趣”的餐厅，有的店租金就高达28万元，这3家店在一年多后全部关闭、易手，天仁茗茶黯然退出上海。

　　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像跨国公司一样不计成本，对于精打细算的中小型外商来说，进上海的门槛已经高企。按照市场丛林法律，适者生存，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商业生态，不应这么快就以恐龙物种为主，否则就会出现致命的结构问题。

　　上海台商会会长、龙凤食品董事长叶惠德感慨：“10年前台商身上只要带着上百万新台币，就能到上海闯一闯；现在的台湾人如果仅带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台币，就想到上海，我们会立刻劝他谨慎从事。”

　　根据台商私下估计，每10个到上海的台商，有4个退出。一些小外资弹尽粮绝后，只能选择告别上海，转移它地。

　　政府信用是城市发展的基石，政府参与到风险市场中去，同时也将政府信用抵押给市场，很容易得不偿失。

　　2006年，上海市民在街上最大的感受是，似乎一夜宝马遍天下。尤其是在浦东，相对于浦西而言，街道宽阔得多，各种型号的宝马成为驾乘者的财富标签，经常会看见他们窜进楼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的社区，比如香梅花园、新世纪花园等，这些社区有着庞大的园林面积，但白天很少见人，晚上也有很多房间不亮灯。

　　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逐步形成的城市居住分区格局中与城市郊区化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郊区化的最初阶段，最先搬入郊区的是富有阶层，此后，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相反，一些大城市的市中心不断衰落，公共设施陈旧，治安环境恶化，成为穷人居住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中国看起来正在运作的是一个与之反向的过程。经济适用房和拆迁房的修建，实际上也加剧了这个过程。在上海，已经有一种通用的说法，内环里住说英语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

　　变化之前，总会经过漫长的积聚。现在，已经有一些住市民开始怨那些位于中心地段但少人居住的社区，进而开始鄙视那些开着新宝马的人。高房价会使上海富裕吗？不会。如果存量房屋的市场价值上升，那么那些拥有它的人富了多少，另一些从他们那里买房的人就穷了多少。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再分配是在贫富本身就相差悬殊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新富的上海人，没有时间去理解洛克菲勒的顾问弗里德里克·盖茨的那句话。当时，洛克菲勒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增长，弗里德里克·盖茨对洛克菲勒说：“你的财产越滚越多，一场雪崩就要发生，你必须设法阻止它，否则他将压扁你和你的子孙！”这句话导致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诞生。

　　下一个周期

　　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以上海为标志的城市崛起的同时，中国出现的三农问题也越发严重，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快速拉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的近期一项调查显示，由于行政问题及在公共支出方面的巨大地区差异，中国内陆省份正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比如说，上海市的累计资本支出约为河南省的10倍。

　　200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号文件以“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历经16年的以上海为核心的、以城市为重心的改革开放之后，新农村建设被确定为新的国家战略，中国进入了农村、城市统筹发展的新的周期。

　　2006年9月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发新闻，反对城市建设搞“贪大求洋”。这种提法，在以前非常少见。

　　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面对跨国公司发表讲话，表达了继续支持外资进入中国，不过，这次，她明确地为跨国公司指明去中西部投资，结尾特别用了4个字“正逢其时”。

　　上述种种信息，缘于中央政府对区域战略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把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加快发展等“四大板块”放到一个发展平台之上。

　　16年上海滩，造出中国新局面。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需要她的日子还多着呢，只是上海和其它诸多冲在发展前面的沿海城市一样，需要时间调理一个经脉。1900万人口的上海,世界排名第十。

　　桌上的手机响了两遍。一看那个号码，刘源没接。第三遍马上又响了。“刘先生吗？”“是，我在开会。”“今天是周一，你买入600553和600518，到周五会赚10%到15%。如果不赚，以后自然不会打扰你了。想一想，这一次你就可以把会员费赚出来。”

　　这个电话号码已经追了做公司小职员的刘源两个多月了。几次沟通下来，刘源判定这家公司在是块规操作——以会员的方式集合资金做庄炒股，规矩是，会员交给它资金总量的10%，然后听“老师”指令操作。

　　刘源这次没有犹豫，迅速行动，将割肉卖出被套股票，全仓买入那两支。这些天，上海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正在重播《上海滩》电视连续剧。

　　来自外电的评论说,现实的上海也正在演出一场“反腐连续剧”。这个城市以生活为目标,刘源说,我喜欢许文强。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