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输赢

　　□本刊记者 郑作时

　　觊觎上海的人太多了，把希望寄托在上海身上的人也太多了。他们强弱不一，背景各异，从中央到地方，从国有到民营，从跨国资本到无业游民，在这一狭窄而密集的空间里不对称地发力厮杀，结果自然有输有赢。在一个势利的商业国度，赢者自然可以骄纵天下，失意者却只能藏于一隅，抑郁不已。

　　民企：坚持者和离开者

　　“上海的商务成本虽高，但对我们影响不大。”8月29日下午，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他位于浦东的办公楼里对记者说。

　　这个在民营企业群体中有着巨大影响的企业家，已经彻底成为了一个新上海人。但是就企业而言，东方希望在上海的资产并不大：除了一个百人左右的总部之外，还有一个干部专修学校和一个饲料浓缩添加剂厂，总部的办公地点目前仍然租用着一个并不起眼儿的商务楼。几年前，在上海房价较为低迷的时候，东方希望在浦东为他的总部员工们买了一幢宿舍楼，使东方希望集团在上海的商务成本基本固化了。旗下大量的工厂都分布在中国北方的各个城市里，所以这个集团近年来在上海着实利用了其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和金融中心的好处，而房价和地价的上升对这个公司并没有太大影响。

　　不过，刘永行对上海记忆最为深刻的是1992年与希望集团上海工厂厂长罗宁在深夜的一通电话。罗宁坚决要求调回四川工作，原因也很简单，希望饲料在上海卖不动，工厂生产的全是库存。按罗宁作为一个私营企业的经理人，不到相当的难处是不敢说出这样的话的。之所以敢说出来，意味着他押上了自己的前途。

　　刘永行和罗宁在电话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电话打了整整两个小时。到深夜一点钟的时候，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特殊措施，深受上海西化文化影响的上海农民不会在竞争对手——正大集团——已经在上海有先行之利的情况下接受希望饲料。

　　刘永行很清楚，上海，对于所有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高地。就当时而言，希望的产品必须占领上海，才能在全国市场铺开。刘永行咬咬牙，对罗宁说：“卖不动，我们就送！让他们看看我们的产品到底好不好。”

　　这是刘永行经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占领上海这个高地，刘永行豁上了血本。而结果则让他喜出望外，精明的上海人迅速接受了希望便宜而又好用的产品，最好销的时候，厂门口的经销商要等28天才能提到货。

　　不过，把总部迁到上海，刘永行更为看重的是地利之便，从这个城市到东方希望集团所有工厂的距离都是最短的。其余的红利是后来才发现的：比如便利于财务投资，参股了光明乳业、民生银行等优质企业，东方希望集团跳出了四川企业的范围，闻名于整个中国；再比如，把自己放在上海这个全球聚光灯下，受到全球范围内媒体和金融界的关注，一跃而成为一个中国民企的领袖人物。

　　“但是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上海的商务成本是比较高了。”刘永行说，“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地价，都已经处于高位。要么是老牌子企业，要么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企业，否则在上海的生存成本是比较高的。”

　　在指出上海商务成本升高的同时，刘永行也认为，上海的投资环境和治安条件是上海吸引他的的因素。“上海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浦东则是全国投资环境最好的地方。我们在外地的工厂经常会受到当地政府各种各样的捐助要求，但在上海却从来没有碰到过。”

　　利用上海的优势而用各种手法抵消上海商务成本上升的劣势，刘永行的坚持显得快乐而持久。

　　2006年，上海从政府到社会各界都开始正视商务成本升高的问题，副市长胡延照在一次论坛上指出，上海的商务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因此上海必须走优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道路。而早在2005年1月，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发布报告说，已经有将近3000家在沪浙企逃离上海，原因就在于上海的商务成本过高使它们不堪重负。

　　此前浙企大量入沪，看中的无非也是上海的国际化平台和人才聚集平台。而经过一轮竞争之后，一些企业离开，其实也是优胜劣汰的结果。毕竟还存在着很多像刘永行一样的坚持者。比如说，1999年入沪的服装企业“杉杉”集团，长袖善舞，出击电池、网游、新材料等高科技业，走多元化道路，这个宁波人因此如鱼得水。

　　国企：黯然者

　　无论是刘永行的快乐坚持还是郑永刚的多元化坚持，还是入沪浙企的离开上海，都是民企的理智选择。对上海来说这些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转型给上海的老牌国企带来困扰。

　　2001年，中国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美加净牙膏”热。当时的上海牙膏厂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收回国内历史最老的牙膏品牌——“中华”和“美加净”，进而与全球日化巨头联合利华发生了一场口水战。当时上海牙膏厂总经理侯少雄在一片“中国制造”的声调中极有远见地指出了品牌的重要性。侯少雄认为，像“美加净”和“中华”这样富有中国色彩的品牌，由于上海牙膏厂和联合利华在1994年合资过程中被联合利华租用并雪藏，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情况。侯坚持采取了一个行动，在“美加净”品牌租用到期时，收回了它，当时上海牙膏厂还声明，“中华”品牌到期时，也要收回来。代表着上海牙膏厂决策层的侯少雄极富感情地回忆上海牙膏厂的由来，这个当时中国最好的牙膏厂的前身是上海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先生经历抗战之苦也未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建国后，上海牙膏厂的“中华”和“美加净”牙膏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品牌。但在合资之后却被联合利华在很长时间内冷藏。精明的侯少雄在一次与联合利华的会议上尖刻地说：“这两个品牌就好像童养媳，联合利华把它们租用之后在广告投入上闲置，只用它们产生的利润对你们自己的‘洁诺’牙膏品牌进行投入。这是什么道理？”

　　针对上海牙膏厂和侯少雄的强硬态度，联合利华也进行了声色俱厉的反击。联合利华执行董事曾锡文和侯少雄曾在央视上面对面地进行辩论，令当时国内产业界哗然一时。

　　但是，形势比人强。侯少雄这一富有远见的行动最终随着一次失败的重组一并化为泡影。一年之后，当时每年还有2000万利润的上海牙膏厂，在当时国资主管的干预下，并入上市公司白猫股份，侯少雄被任命为白猫股份的副总经理，失去了话语权，从联合利华收回“中华”品牌一事从此不了了之。而以上海牙膏厂为核心资产的白猫股份业绩也每况逾下。到2006年，白猫股份年亏损高达3800万元，当年辛苦收回的“美加净”品牌，也再次被出租使用，白猫被浙江新洲集团并购，侯少雄则黯然离开，现任职于益民食品公司。

　　如今，硝烟散尽，联合利华遁走安徽，上海牙膏厂几易其手终失往日风采，这场输赢之局何其复杂，只因在其事态展开的每个阶段都存在婆婆意志，以致于故事无法以市场的逻辑道出。

　　搅局者周正毅

　　真正使上海蒙羞的，是金融大亨周正毅。

　　1961年出生的周正毅本属贫寒子弟，小学未毕业就遇上了“文革”。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几乎踩对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脚印。1978年他拿出积蓄开设馄饨店；1985年开始与太太毛玉萍往返于日本和香港，去日本以留学为名贩卖小商品，而毛玉萍则在香港打工。

　　到1989年，周和毛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过程，先在黄河路开设了“阿毛炖品”。此间结交大量社会人士和官员。随后以地利之便收购上市公司的内部职工股，掘到了第一桶金。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周大量买入香港蓝筹股，并在香港股市度过危机后获利极丰。随后，开始收购沪港两地的上市公司，旗下先后拥有过两家在港上市公司和在沪上市公司。同时还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利用中国国内的铜价和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价进行差价交易，有相当的盈利。

　　周正毅的发迹过程，可以说与一直以来监管不力的金融界有着莫大关系。早期的“阿毛炖品”一度曾被称为上海金融界人士的公共饭堂——上海企业界的朋友曾戏称“开饭店和KTV是整合政商资源最好的途径”，周正毅在这里结交了大量金融界人士，在他的发迹过程中，这些人始终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周围。

　　2001年之后，上海进入了地产的高涨期，手里有了上市公司的周正毅大量买入上海地产，随后装入上市公司。在令其翻船的静安区“东八块”土地案中，周正毅与金融界的不正常关系引起了内地和香港两方面的注意，周控制的农凯系随即落马，周正毅个人被判刑3年。

　　周的故事，如果要演绎起来又可以成为上海现代版的冒险家传奇。但周涉及的领域，无非是当下中国最为核心的地产和金融两个领域。对于试图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来说，周的落马，无疑反映了中国金融界监管不力的问题。而周正毅因为地处上海，结交的金融界人士多半位高权重，所以他有机会利用本地资源对稀缺的上市公司壳资源进行操纵。进而利用这种资源把手一直伸向香港，在他掘到第一桶金的地方进一步对市场进行操纵。应该说，他是一个投机家。他对市场的反应是很快的。但是就像很多在中国金融领域掘取了第一桶金的人一样，他在转向实业的过程中受到了无情的淘汰，实业和投机是不同的。周的落马，在于他错误地认为在金融领域里那种政商结合赚快钱的思维可以延续到实业界，因此他在操纵上市公司之后，把正在上涨的上海地产当作一个新的表演舞台。最为狂妄的时期，他曾认为他只要买入上海地产，不需要任何改造，装入他的上市公司，就可以变成骗取沪港两地股民投资的项目，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但他忘记的是，市场的规范是一个根本性的趋势。上市公司的业绩最后是要通过报表来与交易所、监管机构和股东说话的。谎言永远只是谎言，他吹起的泡沫，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中国不会再有橡胶风潮了，也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像麦边一样可以携款而逃的金融大亨了。

　　周的故事，对于上海来说无疑是一个警示。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一直致力于把自己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而政府在这个方面给予上海的支持也是不遗余力的。而在金融领域，黑与白的故事一直在延续着。投机市场会不断为上海制造一个又一个新大亨的冒险传奇，但这些赚足了快钱的大亨在延续他们的神话之时，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把总部放在上海的德隆，曾经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德隆系实业神话，但金融的思维使唐万新兄弟在上海同样逃不脱操纵市场，用上市公司价格来赚快钱，最后导致自身沉没的命运。

　　相对来说，被上海视作支柱产业的金融业，是产业链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因为风险最高，所以回报也最大。在这个舞台上的输赢制造了上海的一个个传奇，也制造了大量的黑幕。从股市杨百万到国债对决中万国证券的管金生，从德隆沉没到农凯翻船，以及在上海起步的张恩照、刘金宝。金融大亨在上海制造的这些传奇，也许正反映了中国金融业监管的加强。但是上海的复杂，就在于这个城市与金融市场的紧密相连。这种复杂性将决定上海这个舞台上会不断出现各种表演，直到中国金融业真正建立一个健康发展制度为止。周正毅，只不过是一个过程中的角色而已。

　　一个城市的命运，取决于它的经济，而经济的命运，则被分解为一个个企业的命运。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民企、国企和跨国公司三大力量最大的汇集点，就像一个舞台一样，谁都想去表演一番，但对于舞台本身而言，对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

　　周正毅作为一个演员，他的表演失败了，但是在上海这个舞台上，无疑还有更多的演员注定要登场。

　　然而，历史也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把这种输赢放在更阔大的社会背景和漫长的历史中看，当整个中国都在为国强民富这个终极目标奋斗并愿意为此牺牲一切能够牺牲的资源(甚至包括人力、公平等等)的时候，当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制度滞后通过实践摸索创新的时候，当一切还在行进中的时候，我们难以用当代人有限的眼光来判断一时输赢的真正价值。一如当年那首风靡大江南北乃至东南亚的《上海滩》主题歌中所唱：“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确实，“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对于抢滩上海的大多数力量而言，时间才是事业输赢的唯一裁判。

(责任编辑：刘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