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早报特约评论员 吕频

　　9月10日是第四个世界预防自杀日，有媒体对上海部分综合医院急诊自杀者的调查显示，其中女性要占到近八成，去年这个时候，北京155家综合医院自杀急诊统计亦曾得出相似的结论。如此显著的性别比不得不使我们将关注的目光特别聚焦于此。

　　尽管有些自杀看起来事先并无征兆，但可以相信的是，每个自杀者都曾有漫长的挣扎，每一个自杀者都留下了一段关于“生”的拷问，直到她或他选择死亡。而这类人的群体化和特征化———即使只是社会成员中的极少数———也提示我们应该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最深层的病理原因。

　　近30年来中国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变迁，对很多社会阶层的成员来说，这种变化的面貌甚至相当于欧洲几个世纪的变化，它包括人本身的身份跃迁、社会关系的断裂、猛然失去任何依靠等等，而这些都掩盖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之下。与之相应，由于缺少保障系统，导致一部分弱势人群在受到冲击后，缺少重建的资源和能力。这种状况在各阶层中已经明显反映出来，但在性别上的反映至今被人们忽视了，虽然性别差异本来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考察对象。

　　从性别视角来看，告别无性别年代之后，男人和女人的生活状况已经也正在发生分化，比较显见的是不同性别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女性在政治上的参与度出现降低，比较隐性的变化则是两性之间受到的压力比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认为，这是理解今天如此不寻常的自杀性别比的最重要原因。

　　以婚姻家庭领域为例。一方面，传统的期待仍然大量保存。一般地，一个家庭要保持稳定，需要夫妻双方的忠诚，以及传统性别分工之下，双方的责任承担。而相当多的女性则将这种家庭稳定视为女性的人生最大价值乃至归宿；另一方面，关于“好女人”标准却又相互矛盾，并且呈多元化态势。并且，由于夫妻双方社会身份的变化异常迅速，致使夫妻关系前所未有的不稳定，女性的角色扮演因而成为一种负担，乃至无所适从，而关于夫妻关系安全的承诺也前所未有的脆弱。当这种心理困局变成真实，并且是一种挫败，又不能在其他生活空间里得到舒解和救济，很可能产生对生命的杀伤力。

　　40年前，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贝蒂·弗里丹用“女性的奥秘”提醒女性（作为服从者）所怀有的巨大压抑，直到今天，“女性的奥秘”仍是未解题。建设以平等为核心的新型性别伦理，重视妇女权益的社会保障体系，给予女性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充分自由选择，都是和预防女性自杀有关的深远议题。

　　而更务实应急的，则是给潜在自杀者辟出一条自救求助之路，给他们保留挽住生命的最大可能，这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因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可能有苦苦挣扎的同类。

　　然而，有两个问题妨碍我们帮助这些人。一是我们普遍缺少心理疾患的知识，因此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或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二是歧视性心态导致我们对这些人的“无意识”粗暴，如给他们贴上“失败者”的负面标签，视他们为麻烦，视自杀尝试为不负责任，这会给他们造成更严重挫折感，让他们在被排斥的孤独中更感绝望。实际上，每个人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潜在自杀者和“正常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他们只是暂时的弱者和病人，需要也应该得到特别的谅解。还记得在那些自杀者身后的忏悔吗：“如果我们早就……也许他不会死……”那是让每个生者自省并更加善待他人的警钟。

　　追问生命的价值并不玄虚，答案尽管各有不同，却仍可以在社会环境中寻找，和谐而安全的社会网络是所有人生活质量的基本依托。我们则不能不通过对自杀现象的正视去反观社会的建设，并且从中寻找减少这种现象的终极药方。而且，这种寻找和每个女人和男人，每个“正常人”或正在黑暗中挣扎的人都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多一口生命的呼吸，都不愿遭逢或目睹悲剧在身边重演。

　　原标题:自杀，她们的比例为何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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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