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突如其来

　　五年前，2001年9月11日那天上午，我们是在安静的美国南方。

　　打开电视时，纽约世贸中心两栋大楼中的一栋，已被一架大型民航客机撞入，破口烈火浓烟滚滚。上端无助的人们在挥舞衣衫，开始有人被火焰逼得从近百层的窗口跃下。事后我们知道，甚至有一名消防队员，被跳楼者击中死亡。

　　接着，第二架飞机飞近并撞向第二栋大楼。纽约市地标、两栋百层大楼在瞬间崩塌，全球亿万人和我们一起在电视前目睹了这惊骇的一幕。大楼中的2650人，包括343名消防队员，全部葬身火海。

　　而我们没有一点点思想准备。这好比在太平盛世，没有得到一丝暗示就突然面对一场已经打上门来的战争。很快，消息传来国防部五角大楼被撞，另有一架民航客机在宾州坠落。据推测，这架飞机是被劫来撞白宫的。

　　后来，我们去过纽约现场。除世贸两栋摩天大楼，另有四栋建筑全毁，包括47层的所罗门兄弟大厦，另有23栋高层建筑被损坏，包括美国海关。飞机残骸散落到六个街区之外，灰扑扑的尘埃经日不去。

　　“9·11”的死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都超过半个多世纪前的珍珠港事件。那次偷袭是二战中美国本土受到的最严重攻击，美军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死亡高达2400多人。也就是说，“9·11”之惨烈超过一场现代大战役。

　　即使是经历过二战的美国人，也从未有过这样的震惊体验。电视转播的现场感固然是一个原因，当年的珍珠港事件，民众多是从收音机听到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恐怖袭击的无预兆和后续信息空白，彼时珍珠港虽是偷袭，但欧洲早就战火一片，民众是有思想准备的。

　　恐怖战争的特征是恐怖。它不仅重创民心，也撼动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对战争的理解和应对。无人知晓战局全貌———不清楚有无后续攻击，不知道攻击会在何时、何地，以何方式、何等烈度发生。对安全承担责任的政府部门，竟完全心中无数。所以，美国和国际军事组织的反应也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政府全部转入地下掩体办公；联合国总部当即疏散；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也都紧急疏散。

　　北约则首次启动了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款，也就是共同防卫机制。随后，北约五架预警机飞抵美国，在美国本土执行巡航。防卫机制为冷战而设立，但经历多次危机和区域性战争，整整四十年，直到华沙条约组织瓦解，从未启动。殊不知在两大阵营基本合营、冷战结束十年之后，它却为了仅仅由19人参与的一场恐怖袭击而启动。

　　北约不算美国，还牵涉了18个国家———2004年扩大后，整个欧洲差不多都在里面。这一启动，具有划時代意义。

　　以哀恸和尊严示于人间

　　我们没见过珍珠港受袭后的情景，却体验了“9·11”突发后的美国。美国由大量移民组成，国家认同应该很成问题。但在“9.11”后的最初时刻，人们迅速团结起来，与平时一个个自行其是的样子大不相同，凝聚力以一种令人热泪盈眶的方式爆发出来。

　　那种难以言说的氛围，我们至今不能忘怀。住处附近的小城挂起了巨大横幅，“是祈祷的时候了。”这是整个美国最初的基调，一种源出宗教的气氛———“祈祷上帝给予我们渡过难关的力量”。

　　这样反应很自然。无数家属怀着最后的希望在浓烟滚滚的现场高举照片寻人，摩天大楼坍塌后形成的坟场惊心动魄，清理需很长时间。陆陆续续，将近三千家庭开始举办宗教葬礼，没有砸石块和扬言报复的狂热，却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积淀已久的哀恸与尊严在流露。家家户户挂出国旗，都是志哀的半旗。持续时间之长，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人们没有其他表达方式，只是固执地维持门口的半旗，直到总统出面，要求大家把国旗升到顶端。

　　以前，一个国家受到战争威胁，会马上向联合国大叫，联合国至少会做些什么，再不济你还有备战的时间。现在，这些保护和缓冲都突然间消失。就像你突然面对一个状态，说家里有人施放毒气，已经毒死两个孩子，找警察，警察说没办法，没有任何机构能保护你。这时你会怎么办？你会不顾一切冲出去寻杀放毒之人，甚至可能打错人。这样的人家一多，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同理，这样的国家一多，国际秩序就会大乱。“9·11”改变了有关战争的传统观念。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未来最大的危险，需要重新定义。战争可能不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或军事集团与军事集团之间，对手不是士兵，找不到对阵的军队。一切都发生在暗处。

　　这种冲突模式，宣告了传统战争战略战术的失效。随着个人或小集团掌握超级武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恐怖主义威胁有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時期的战争威胁。以前一切应付常规战争的规则、手段和措施，都在新局面之前失效。

　　“9·11”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战争与和平观念，改变了人们对文化冲突和文明交流的认识与预期，改变了人们对民族自主和区域独立要求的态度。从此在世界的舞台上，所有的演员们都必须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朋友来信问，在五年前面对“9·11”电视转播的美国人是什么想法，他们的想法又是怎样地改变了美国，从而改变了眼前这个世纪？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改变世界的首先是“9·11”本身。它向世界证明，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拐点：个人有能力操作战争，而全球治理却无力完成相应的转变。

　　这个图景五年来没有改变。

　　这是个世界难题

　　没有人认为，在“9·11”中北约反应过度———恐怖战争不受国际法约束，敌人的目标是平民，并且可能动用一切超常规武器，包括核武器、细菌病毒和毒气等生化武器。“9·11”只是19个恐怖分子的制造，假如安排周密，恐怖组织瞬间毁掉半个地球，并非不可能。这个质变的基础是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

　　根据《联合国宪章》，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有“行使自卫之自然权利”。但今天的世界已非六十年前的世界。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首脑，安南不是不明白危局的关键所在。两年前，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承认，“当今时代，秘密的恐怖主义集团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情况下发动武装攻击，这些集团也许持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也就是说，等受到攻击再还击，可能根本来不及。在这样一个时代，有人认为可以因“预防而使用武力”，还有些人认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为这意味着任何国家，只要自己认为合适，都有权动武”。

　　对此，安南的回答是：“《宪章》开宗明义，‘采取有效集体办法，防止且消除对和平之威胁’……我们必须表现出联合国有能力履行这一宗旨，以使各国不必感到必须或有权利自行执法。”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组织名人小组为联合国改革提建议。这位秘书长希望“重新建立并改进我们的全球安全体系，使未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感到有必要单枪匹马地面对全球性威胁，而所有国家都会充满信心地认为其他国家将遵守这些规则”。

　　但两年过去，改革没有任何结果，反倒是恐怖分子手段愈加成熟，袭击范围逐渐扩大。这倒不是说安南不尽职，而是这个“恐怖时代”让我们都无所适从。五年过去，各个遇袭国家还是在“单枪匹马地面对全球性威胁”。

　　而作为“9·11”的发生地、第一个冲出去反恐的国家，美国这几年的反恐政策招致了里里外外的众多批评。俄罗斯就批评过美国的“单边主义”。但就是最近，这个国家的杜马无声无息地通过了一项新立法，容许派出军队出国反恐，因为有俄罗斯外交官为恐怖分子所杀。就这样，随着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的失效，整个国际构架也陆续坍塌。

　　美国什么人都有，什么说法都有。“9·11”不久，笔者就亲耳听到有人说“炸得好”。也有左翼教授宣称世贸中心的死难者都“活该”，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帮凶”。更有天真人士认为，美国如若调整到样样令恐怖分子满意，问题就解决了。在美国，这是言论自由。

　　不过，绝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循常理思考，要求打击恐怖主义以得到安全。但和联合国一样，他们面对战争规模的袭击，却对战局一无所知，战争进度无法掌控，反恐成效也未可知。而反恐道路上的每一步，以“9·11”前的眼光去看，又都是反常的，因而也是富于争议而充满阻力的。

　　五年来，美国本土没有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布什的支持率不断下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是不是所有的出击有必要。但在伦敦炸机阴谋破获后，总统的支持率又突然上升了5％。

　　而这样的民意指数如果能够说明什么，那就是：至今为止，还没有人准确知道“应该”如何反恐，美国民众是困惑的，因为这是个世界难题。

　　（作者系旅美自由撰稿人，著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