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发源于青海的果洛山东南麓，南流至乐山入岷江，全长1062公里，它深切于横断山脉东部的崇山峻岭中，最大谷深达2600米，远远超过长江三峡；河流落差极大，自别格尔至乐山流长584公里，天然落差达2788米。

　　昆明大观楼有天下第一长联，其中提到一个典故“宋挥玉斧”。乾德三年(965年)，宋灭后蜀，宋将王全斌力主继续西进，攻取位于云南的大理国。但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朝征讨南诏(大理的前身)的教训，用玉斧(裁纸、镇纸文具)在地图上沿大渡河划了一条线，说：“此外非吾所有也”，遂以大渡河为界，宋与大理此后一直和平相处。此前的唐天宝年间，处于极盛时期的唐帝国几次越过大渡河西征南诏，几乎全军覆灭，这件事是“安史之乱”的导火索，此后唐朝逐步走向衰亡。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修建大渡河上的第一座桥梁，亲书赐名“泸定桥”(泸水为大渡河的旧称)，人员与物资从此再也不需要溜索过河，大大加强了汉藏间的贸易交流。从沪定桥跨过大渡河沿河谷西行不远即达康定(旧称打箭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岳钟琪率军由此出发奇袭拉萨，一举驱逐了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军队，自此清朝确立了在西藏的统治。

　　康定向北即为丹巴，大、小金川于此交汇成大渡河。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清政府前后派遣四川巡抚纪山、四川总督张广泗率军镇压，均被击败。乾隆皇帝无奈，以首席大学士纳亲督师，增兵再次进剿，同样失利。乾隆怒斩张广泗，并将纳亲“以其祖遏必隆刀于军前斩之”。继任统帅是新任的首席大学士傅恒，并增派满洲兵进剿；被废黜归乡的岳钟琪此前已经起用，他率军连战皆捷。莎罗奔曾是岳钟琪的部下，对其非常敬重，此时渐生降意，岳钟琪便率十三骑亲赴敌穴招降，第一次金川之役结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僧格桑共同叛乱，清军屡次进攻均遭惨败，尤其是木果木一役全军溃败，主帅大学士温福阵亡，乾隆皇帝哀叹：“我朝用兵从无如此挫折者。”第二次金川之役，历时五年，最终以索诺木投降结束。

　　正当极盛的清帝国以全国之力进攻面积不过一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不过4万余人的大、小金川，耗费白银7000多万两，前后出兵20余万人，官兵死伤数万，两位统帅渎职被杀，一位统帅战死；而就在两次金川之役之间，清朝攻灭了百年劲敌准噶尔汗国，并平定了回部(新疆、中亚)，开拓疆土200多万平方公里，耗时5年，只花费白银3000余万两。金川之役是乾隆十大武功中历时最长、最激烈、残酷的战争。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清军耗费了296万石米，427万斤火药，300万斤铅铁炮子弹，这些物资都只能依靠46万民夫通过险峻的马帮小道转运。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故地改土归流，设置了美诺、阿尔古两厅，后合并改称懋功厅(今天的金川、小金两县和丹巴县部分地区)。

　　金川之役是清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最激烈的体现，清朝末年，这一政策到达了另一高峰，此时英国由印度入侵西藏，西藏地方当局企图依仗英国独立。1906年，里塘、巴塘发生动乱，赵尔丰在率军平息动乱后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他为了防止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决定将改土归流推行到藏区。1908年赵尔丰任驻藏大臣，西藏地方当局对此极力反对，并提出将“按照唐朝界址，统归于藏”恢复吐蕃疆域的要求。赵尔丰认为这是西藏“俨然自居敌国”，遂率领巡防军攻克查木多(昌都)，1910年推进到工部(今林芝首府八一镇附近)一线，着手对工部和波密地区(林芝、昌都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建立了查木多、江达等十多个县，更挥师向南，设置位于西藏最东南的察隅县。1914年民国政府在此基础上设置了川边特别区，后改置为西康省，以康定为省府，金川之役及赵尔丰改土归流的成果得以最终确立。

　　位于泸定桥西头的康熙御碑横额上镌刻着“河山统一”四个大字，从这块碑前走过的不仅是千军万马，更多时间走过的是两岸的普通各族居民和行进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的商旅。河山统一不仅依靠血与火的捍卫，更需要和平时期的维护。自沪定桥建成后，更多的大、小桥梁和公路穿越大渡河谷，两岸越来越多的人员和平往来、交流、杂处，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可能会遇见几个民族的乘客，彼此热情地打招呼、交谈，两岸的各民族在经历了千年的战争与和平后，终于成为了有机的统一体，大渡河已不再成为天堑。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