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联文学”：碰撞和整合

　　苏联解体后英文媒体中泛滥一时的“前苏联”(former Soviet Union)的说法最近有些少见了，可它作为一个舶来词在汉语中似乎还很流行，在笔者新出的一本书中，“苏联”一词就全都被责编擅自改成了“前苏联”。其实，人类历史中只有过一个“苏联”，又哪里来的“前苏联”？如果说“前苏联”的说法似是而非，那么，在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仿照“后现代”和“奥斯维辛之后”等提出的“后苏联”概念，因其特定的时空指向或许是可以成立的，而所谓的“后苏联文学”即是对苏联解体以来俄语文学的总称。

　　苏联解体对俄语文学所造成的冲击，或许并不亚于其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冲击，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文学受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突然发生了空前的转变，传统的文学生活被彻底搅乱，所有的作家及其作品都被重新洗牌，两个世纪之交的俄语文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碰撞和整合。十几年过后，回首俄语文学的发展历程，发觉它在喧嚣的时空背景下显现出了诸多悄然的变化。

　　1.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

　　苏联时期的文学曾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后苏联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则是其非意识形态化。这一特征又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广大俄语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拉开了距离，原有的苏联作家协会出现分裂，并且不再具有官方色彩，作家们的“社会代言人”和“灵魂工程师”的身份不再得到普遍认同，文学和政治、政权间的直接联系被中止。其次，后苏维埃社会厌恶意识形态的集体无意识，也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学，如果说，在解体前后的回归文学大潮中，那种揭露苏维埃社会种种弊端、鼓吹民主和改革的文学曾得到追捧，那么在当下，这种文学却正在重蹈其所抨击的对象——以歌颂某种社会体制、塑造正面人物为己任的苏维埃文学——之覆辙，同样面临着被疏远、被淡忘的命运。最后，后苏联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还表现为对俄罗斯文学传统的部分消解，俄罗斯文学引以为骄傲的道德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却遭到了很多新潮作家的揶揄和调侃。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为新近出版的一部《20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中说，“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绝大多数的人物都是行走着的思想”，俄罗斯文学一直只有“灵魂”而缺少“肉体”；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在文集《俄国“恶之花”》的前言中写道：“以恶为对象的鲜亮一页已被写进了俄罗斯文学。其结果，俄罗斯的经典小说已永远不再是生活的教科书和终审法院里的真理了。引入了一些能敲掉对方牙齿的修正。为了表现恶的力量，绝对不弱的一代作家步入了俄罗斯文学。”

　　2.文学风格的多元化

　　早在苏联上个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作为苏联文学唯一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开始受到侵蚀。苏联解体前后，在20世纪世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发源地俄罗斯，各种文学创作方法更是百花齐放，各领风骚。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兴起，则是后苏联文学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现象。有人说，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社会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宜后现代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一般认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形成时期，代表作家和作品为阿勃拉姆·捷尔茨(西尼亚夫斯基)的《与普希金散步》和《何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等；20世纪70-80年代的确立时期，代表人物有《傻瓜学校》的作者萨沙·索科洛夫、《俄罗斯美女》的作者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和诗人德米特里·普里戈夫等；苏联解体前后的“合法化”时期，经过相当漫长的蛰伏期，俄罗斯后现代文学终于在苏联解体前后获得出头之日，并迅速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填补了苏联文学突然死亡后留下的巨大空白。如今最受关注的后现代作家有佩列文和索罗金。维克多·佩列文写有《“百事”一代》《黄色箭头》《过渡时期的辩证法》等多部小说，他的作品语言随意、机智，并带有较强的讽喻和调侃意味，主人公的言行，所传达出的都是一种非常随意和无所谓的后现代态度。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到目前为止只写短篇，而且还是几乎没有任何情节的短篇，他的文字无所顾忌，有人认为，他是在将阅读由一种精神活动转变成一个纯粹的生理过程。

　　当然，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毕竟是强大的，即便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文学蔚为壮观的当今俄罗斯，渐渐恢复了元气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重又占据了半壁江山。当今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可能要数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和马卡宁等人。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主教”的索尔仁尼琴继续写作，在《红轮》等作品中试图史诗般地、真实地再现历史；依然活跃在文坛上的瓦连京·拉斯普京，曾被视为苏联文学中“战争文学”、“乡村散文”和“道德文学”等多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现实生活的巨变之后，拉斯普京并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而且还在《谢尼亚的故事》和《伊万的母亲，伊万的女儿》等新作中加强了对现实的批判。有“当代果戈理”之称的弗拉基米尔·马卡宁，在《地下人》《审讯桌》等作品中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后现代的手法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新现实主义”风格。

　　3.侨民文学的终结

　　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中有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先后涌起过“三个浪潮”的侨民文学。在十月革命之后、二次大战之后和冷战时期，大批俄罗斯作家流亡海外，他们在境外坚持创作，在5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中，就有3位是流亡作家，即布宁、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的强大存在，使得众多的文学史家们有理由指出，在20世纪同时并存着两种俄罗斯文学，自始至终都有两部文学史在平行地发展着，这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苏联解体后，侨民作家纷纷“回归”。有些作家如索尔仁尼琴等，彻底返回了祖国；有些作家如弗拉基莫夫、沃伊诺维奇等，则游走在俄罗斯和欧美之间。但出乎这些流亡作家预料的是，他们在“凯旋”之后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失去了抨击的对象和竞争的对手，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侨民文学似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今，人们已经在谈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终结，而那些侨民作家也都在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创作的“流亡”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有许多作家出于婚姻、工作等生活方面的考虑移居国外，如身在法国的安德烈·马金、身在瑞士的米哈伊尔·希什金等，但人们似乎更愿意称他们为“境外俄语作家”。

　　4.女性文学的崛起

　　女性文学的崛起，也是后苏联文学的一道景观。一贯以男性作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俄语文学，在近十几年里出现了某种性别变化，一大批女性走上文坛，成为主流作家，而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和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则并称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三杰”。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将戏剧、寓言等体裁因素糅合进小说，扩大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出身文学名门的托尔斯泰娅(她是著名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孙女)游走在俄罗斯和美国各大高校的文学系，将文学教师的“职业写作”方式和风格带入了当代俄语文学。学生物出身的乌利茨卡娅，善于细腻地解读俄罗斯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处境，她的三部长篇小说《美狄亚和她的儿女》《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和《忠实于您的舒里克》，在俄罗斯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也都陆续被译成了汉语。前不久，获得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乌利茨卡娅，还应邀访问了中国。

　　前些年，俄罗斯文学界曾数度爆发关于是否存在女性文学的争论，而如今，这样的议论已很少听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整体的身份已得到普遍的认同，或许是由于，众多女性作家步入主流，因而消解了两性文学之间的传统界线。

　　需要指出的是，后苏联文学的整合还远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两个作家协会的分庭抗礼，自由派和传统派作家的对峙，不同创作方法间的竞争，境内外作家、男女作家和新老作家间的创作角力，诸如此类的对立因素都还继续存在。但对于文学来说，多元的碰撞从来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