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晋都市报》
晚清中国一城市的流浪者
据有文字以来的记录，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中国共发生大旱灾1056次，在近代著名的“丁戊奇荒”中，北方九省赤地千里，灾民多达两亿，直接饿死及无力掩埋人畜尸体引致的大瘟疫夺去的人命达1300万其中山西省有近1／3的人口被夺去生命。
旱灾的影响是巨大的，“丁戊奇荒”对山西历史影响深远，它的前因后果，依旧可为后人借鉴。
二百年不遇之灾“丁戊奇荒”，又称“丁丑奇荒”，它起于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止于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最严重。 在中国历史上，以“奇荒”这样骇人的字眼载入史册的是很少见的。这次灾害蔓延北方九省，受灾人口达两亿，死亡人数达1300万，如此惨烈，前所未有，它对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的强烈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
年幼的光绪皇帝继承皇位后，一场伴随着人祸而来的特大天灾便迎面扑来。光绪三年，北方九省大部分地区遭到严重的旱灾，很多地方又发生蝗、雹、疫等灾。这次大灾荒延续到1878年，山西等一部分地区拖到了1879年。这次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是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地。
山西灾区是重中之重，1877年，曾国藩的弟弟、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政府奏报：“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口之多。”根据记载，当时，树皮草根，凡是能吃的，都吃光了。为了活命，老百姓甚至挖观音土充饥，数日后，“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曾国荃说：“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随着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活杀死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由太原南行300公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南行已530里。下一座城我见到了平生最可怕的景象。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男尸，一个叠着一个，就好像在屠宰场看到的堆放死猪的样子；在城门口的另外一边同样地堆放着一大堆女尸，衣服也全被剥光，这些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城门口停放着车辆，准备装运这两大堆尸体到城外埋葬，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我们经过的许多房屋都没有门和窗，全部被拆掉卖了当柴烧了。屋里厨房的锅子，都是空的，因为卖不掉只好扔在那里，户主都已走光或死去。”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还有几百万人口逃荒或被贩卖到外地。大灾使山西大伤元气，1879年，大灾过后，曾国荃还奏报说：山西旱灾和随之而来的瘟疫让老百姓损失惨重，一直到今天，集市都荒凉无人，连鸡狗的声音都听不到，肥沃的田地上长满了茂盛的草。直到10年后，一个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巴格纳尔（Rev.B.Bagnall）在报告中还指出：“山西省自1877年大饥荒以后，尚未完全复原。有些县份的若干乡村，只有一户至20户人家；而过去曾经有过几十户人家住在自己的家乡。”灾中实有人祸灾前，是清政府吹嘘的“同治中兴”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这些农民起义已经平息，洋务运动给这个暮气沉沉的政府以一定的活力，但这背后是田赋的加重。为了多征20倍的田赋，清政府竟允许种植鸦片。这次灾情最重的山西，是种植鸦片非常多的省份。1877年山西省耕地面积约为530万亩（当时全国耕地约8亿亩），有60万亩好地种鸦片，占1/9强。曾国荃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因为广泛种植罂粟，民间的粮食储备渐渐耗空，遇见荒年，几乎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继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也指出：“垣曲产烟最多，饿毙者亦最多。”此外，还有曾国荃的前一任山西巡抚鲍源深对灾情的隐瞒，光绪二年，鲍源深对山西的旱灾选择了沉默。等到附近省份都开始抗灾、赈灾的时候，他向朝廷提出要重申禁种鸦片禁令，这已是农历八月，上面是说现在全国各地偷种鸦片的情况不在少数，而且相当忧虑地指出，如果碰上大灾之年，这势必造成大饥现象，朝廷应该申明旧例，并且制定出相关的奖惩措施，以激励臣僚积极禁烟。两宫太后作了批复，并在上谕中罗列了各种奖惩细则，此外，还意犹未尽地提到，各地官员不乏“收费驰禁，藉以行私者”。但鲍源深对于这种上谕是不会严肃对待的，这个奏折和他上奏有关设立义仓以备荒歉的建议措施一样，都是为了努力向皇上表明自己对于灾荒怀有长远的考虑和担心。
等到这些奏折给两宫太后留有一定印象之后，他才不急不忙地送上了有关灾情的报告，那个报告到了北京已经是农历十二月了。在这份简单的灾情报告中，他仍然表现了自己的细致和耐心，他以村屯作为灾害报告的主体单位，而且还把这些两宫太后从未听说过的村屯分为三六九等，酌情提出减免赋税的额度。但这不过装装样子，对灾情的严重并未涉及。直到光绪三年七月初四，有位名叫温忠翰的御史才上奏报告了山西灾害的严重性：“山西—省，荒歉更甚于去年，人情汹汹，朝难谋夕，子女则鬻于路人，攘夺或施于里党。”灾荒之后赈灾以清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赈济“丁戊奇荒”这样持续几年、遍及各省的大灾荒。《走向共和》里说，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海军建设百般刁难，实在也是因为这场灾荒影响到清政府的财政。
清政府为赈灾采用了不少办法，有的开了中国赈灾历史上的先河。
一类是捐官所得。光绪三年七月，在曾国荃的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他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及皖、湘、闽、粤、桂、川、浙、赣各省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然李鸿章道：“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另一类是绅商和普通百姓的义捐。这是非常感人的，听到北方旱灾的消息后，南方很多人“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亲自携带义捐赈银到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光绪三、四年，江苏廪生严作霖等人就曾到山西发放赈银。这种方法不仅效果好，而且为后世发动社会力量捐资济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类是华侨捐款。在洋务派的活动下，新加坡、小吕宋、暹罗、越南各埠华侨多向北方灾区捐款。李鸿章称“收缴转运均极迅速”，“实为赈案中未有之盛举”。
与此同时，外国传教士也卷入赈灾活动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救济方式——“洋赈”。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以赈济灾民为手段，吸收教徒，扩大教会组织。当时，在华北灾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约百人。这是外国传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
但总的来说，清政府的赈灾是不力的，灾荒引起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丁戊奇荒”之前，中国出口远多于进口，出超达一千余万两；大灾荒改变了中外贸易状况，出口锐减，进口增加，入超近一千万两，灾荒前后呈鲜明的对比。在清政府经济环境恶化的同时，“丁戊奇荒”还促使微观经济的恶化，比如山西晋商的生存环境就大大恶化。此外，还有流民的影响，“丁戊奇荒”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由于饥荒奇重，活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处逃荒。山西一带农民大量进入内蒙，形成“走西口”的奇观。
(责任编辑：李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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