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午报
2003年春,一本关于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被意外发现。日记的主人就是全程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王敖。本书是梅法官的孙子梅朝荣根据留存的日记编著而成,再现了当年那场耗时2年7个月、历经了817次庭审的艰难审判,揭开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和那些台前幕后错综复杂的激烈争斗。 电影《东京审判》9月1日起开始在全国热映。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中国法官有了首次参与军事法庭审判侵略者的机会。在盟军总部主持下,由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日本战犯最终被押上了“东京审判”被告席。中国国民政府在1945年12月底,一接到驻日盟军统帅总部参加审判的通知,便指示外交部和司法部遴选派往东京的外交、司法人员。
两部官员立刻从全国范围内挑选精英。最终选定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有:法官梅汝王敖,检察官向哲浚,顾问吴学义,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当时,梅汝王敖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
梅汝王敖和吴学义两人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有着丰富的国际外交经验,通晓英美诸国法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梅汝王敖是因代表中国参与对东京战犯的国际审判而闻名于世的。但一位国际法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根本原因:“事实上,梅汝王敖受当时的国民政府指派,作为中国的唯一法官代表参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他不屈的民族气节、深厚的学术功底不无关系。”
座次关乎国家荣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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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