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皇帝极少把自己定位为政治家，以文人甚至文坛领袖自居的，却不在少数。这与中国很早就形成「文官社会」的传统不无干系。皇帝偏好经史子集，一方面是诗书礼易的古雅香火的薰陶与延续，另一方面是周公孔子的千年道统的维持与必需。然而，考诸史籍，「文人皇帝」因此埋葬文人、扼杀文化却覆辙相循，常令读史者为之扼腕。

　　南朝梁武帝萧衍是历史上有名的「文人皇帝」，曾为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竟陵八友」之一。唯其好文，故对当时的文士有所借重，亦有所摧残。梁武帝虽不及后来的文人皇帝那般残酷不仁，也没有杀戮文士之类的污点传世，然其附庸风雅，爱在一帮臣下文士面前显露才学，终于导致当时的一批才子文人或工于谄媚，或噤若寒蝉，实际上对文人的文化生命是一种无形的剥夺与摧毁。

　　据《梁书．沈约传》记载：「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沈约乃一代饱学之士，然在文人皇帝面前却唯有避让三分，以免招致祸端。我们说他识时务也好，说他工奉承也罢，然而文人皇帝对文士的钳制与文才的扼杀却是不争的事实。更有甚者，善为诗赋的江淹「遭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意同明远，而蒙讥才尽，世人无表而出之者，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窃笑后人矣」。江淹在梁武帝面前也不敢显山露水，怕遭妒忌，故而推说「才尽」，死后只落得「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梁书．江淹传》）的盖棺之论。「江郎才尽」一语自此成为嘲弄文人才思枯竭的口头禅，江淹也受到历代文人的讥讪。只有遭际相近的沈约看破机关，晓得江淹不是「才尽」，而是「要命」。

　　令人更为文士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生命深感悲哀的是，锺嵘为此编造了郭璞梦中索回五色笔的无稽传说（参见锺嵘《诗品》），旨在掩饰「江郎才尽」的真相。也难怪，锺嵘晚年著述《诗品》的时候，正是梁武帝「文武治国」之时，充其量只是臣子们深受文化压抑下的又一牺牲品。讳言「江郎才尽」的真相，就是避免揭文人皇帝的文化之短，此又是一种无奈的保全之策。

　　《隋唐嘉话》里的隋炀帝杨广则堕落到了文人相轻与文人相嫉的酱缸中。按理说，隋炀帝冠上「文人皇帝」的头衔可谓名副其实，《隋书．文学传》称其诗文「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然而，正因为久在文坛里浸泡，其沾染文人的坏脾性就越多。文坛领袖是他的自我期许与自我定位，而皇帝的身份则赋予他自我实现的权杖。在权力加冕文学的模式下，所谓诗歌的「无冕之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学得「江郎才尽」，要么走向罗织罪名的刑场。

　　隋炀帝时代的薛道衡与王胄身不由己地选择了后者。请看《隋唐嘉话》的记载：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隋书》说薛道衡「久当枢要，才名益显……声名籍甚，无竞一时」，又说王胄「性疏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两人的性格注定他们不是沈约与江淹，他们恃才傲物，即使与文人皇帝唱和，亦不知退守，而是一任才情的迸发。如此不懂得自我保护，终于招徕嫉妒。隋炀帝高明，没有直接以冒犯文学领袖的罪名拿他们下狱，而是以政治罪名对他们定刑，但是，对他们的佳句念念不忘，既暴露了其治罪的别有用心，也敞开了幸灾乐祸的卑鄙胸怀。

　　干隆自称「书生皇帝」，可谓正确无虞的角色自觉。《清稗类钞》称其「御制诗五集，至十万余首」，单凭这数字就足以在文学史上记下一笔，虽然其中多为捉刀手所作。这位「书生皇帝」对纪昀等「才子政客」亦宠爱有加，常有游冶唱和的佳话流传，更美化了其作为文人的身份特征。可是，正是这位儒雅皇帝在位的时候，所谓文字狱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干隆朝的文字狱是文人与文化的双重劫难，其时大批文人或被治罪，或被牵连，大量书籍遭到毁版与窜改。而造成悲剧的原因固然在于满族统治者政治高压政策在文化上的延伸，但与干隆个人的关系似乎更大一些。干隆以文人自命，自以为对文人诗文的「言志」传统深有了解，故不惮以乱世牢骚、腹诽宣泄、别有用心、反清复明等政治解读去揣测文人诗文及其心理状态。有此成见，则其解读必是捕风捉影多于事实依据，然而干隆往往却能言之凿凿，这又源于文人的刚愎无疑了。据《清稗类钞·狱讼类》载：「东台举人徐述夔著有《一柱楼编年诗》，多咏明末时事，《正德杯》云：『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干隆戊戌，东台令上其事，廷旨谓：『壶儿即胡儿，含诽谤意，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兴明朝去本朝之意，余语亦多悖逆，实为罪大恶极。』」结果，牵涉此事的人，死者遭戮尸，生者被治罪。而考诸干隆朝的一百三十多起文字狱，大抵类此，均是以文人心胸附会政治用意。

　　文人是文化的载体，皇帝则象征政治，据此，「文人皇帝」无异于文化与政治的联姻。而文化一与政治交接，十有八九会孕育不良后果，导致文人的不幸与文化的畸形。上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曾著《清代学术概论》，倡言「学术独立」、「为学术而学术」，或许正是明乎此而作。这对于当下同样不无启示。

(责任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