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细读中国是专制政体的奏折

    中国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主制度改革

　　1906年9月5日，根据当时的报纸《时报》报道，慈禧太后伏案三个多小时，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道奏折。奏折上直言不讳地写道：

　　太后、皇上，请想一想，中国的内政外交何以一败涂地，中国为什么求强反而越来越弱，求富反而越来越贫？

　　何以如此？请仔细看看中国实行的是什么政体吧。太后、皇上圣明，足以判断。

　　政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今世界政体有两种，一个叫专制政体，一个叫立宪政体。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以人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因此，这样的国家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立宪的国家，以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因此这样的国家也易于国泰民安。

　　在专制的国家里，整个国家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皆由君主裁决，任用的官员，贤者常常居于少数，而无能的却常常是多数。结果因为官吏无能的原故，引起人民对君主的抱怨，这样的结果是君主位危。君主位危，则国事越发的难于治理，而官吏也就越没有了忠实之心，人民也就越滋生了离散之势，一切政事越发的难于办理，而国家的危亡也就随之而来了。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则不同，有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即宪法。凡是组织国家的最重要的事情都一一记载在宪法之中，不可动摇，不易更改。其余一切法律皆不能越过宪法的范围，从君主到普通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可以违反。这样，立宪政体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

　　1906年，清政府在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危机之后，开始走向改革政治制度的道路。1905年，光绪皇帝派了两路庞大的代表团赴美国、日本及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十三个发达的欧洲国家考察政治制度。（欧洲的国家基本上是后来第一批欧盟的成员国。）

　　他们在国外考察时，一些政治学、法律学的专家给他们讲解了世界实行政治制度的情况，加上他们身临其境，这使他们多少懂得了一些什么是民主制度，什么是专制制度，这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

　　1906年夏，两路考察团陆续回国。8月10日端、戴团回到北京，正在颐和园消暑纳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了他们。端戴二大臣早已作了充分的准备，立刻口若悬河，高谈起来。谁知一谈开便收不住尾，说得太久了，而慈禧太后前因端午节吃了冷食，病了一场，这会儿便觉体力不支。偏偏光绪也感到头晕冒虚汗。端戴二臣只得打住，总觉得意犹未尽，但也只好退下。

　　第三天，也就是12日，光绪又召见戴鸿慈、端方，二位大臣再接着前天的话题说下去。后来宫廷御医来为皇上请脉，汇报再次被打断。两次均未能痛快淋漓地展开谈，让人不由得担心起来。显然光绪也着急，第三次又召见考察大臣。究竟光绪两次单独召见说了些什么尚不得而知。

　　考察团回国后，开始时，公开反对的意见不多。但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改革不可能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奇怪的是，真正站出来反对立宪的，并不多见。考察大臣当然也清楚，立宪改革拖不得，必须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否则久而生变，变而生乱。于是，在于光绪皇帝单独谈了之后，8月19日，戴鸿慈、端方再次面奏慈禧、光绪，结合考察各国所见所闻，痛陈国事，力言宪法，奏上《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这次，他们终于痛快淋漓地将想说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开篇便直奔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实行的是专制体制，必须改革。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皇帝昭书，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虽然改革只进行了短短的几年，却是通过和平的手段，有序进行了政治、法律、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现代教育、公共文化事业、现代军事等几乎包括国家建设的所有方面的创建与改革。今天人们受益的许多现代化文明建设都可在清末的改革中找到源头。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过去整整一百年了。虽然这一百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细算来，内乱与战祸多于和平建国。当今在建立和谐社会、和平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候，纪念中国第一次政治改革，吸收借鉴其中的经验教训并非毫无意义。

(责任编辑：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