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歌赛：对选手的错误不要过度重视

　　主持人大鹏：您说对与错问题，青歌赛曾经有过一个大错，就是国旗事件。这个事件出来，很多人在网上说不可思议。但后来又觉得对这个人太苛刻了，毕竟他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

　　余秋雨：这个我说过很多次了，从精神学角度讲，正常人都会有“精神短路”的现象。四年前有一个福建的选手，他突然不知道长安街在什么国家。在北京每天走。世界上有唐人街、有华尔街。长安街是哪个国家的？他搞不清，而且声音发抖。后来有人说，他有“精神短路”现象。我很难过，这事情发生后，和他签约的公司就不要他了，有很多很好的歌手经常会出现精神短路现象。

　　有很多人，比如突然聚光灯打在他的脸上，让他说出家里的电话号码，他就卡住了。有时候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的名字都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宽容很和谐的时代，对这样的情况不要过度重视。我不认识这个人，有很多选手的错误使我吃惊，有很多选手的错误使我痛苦，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是应该普及知识，感觉愉快的普及知识。

　　今天的中国不应该再重复，我年轻时候的经历，比如说我的爸爸、岳父会因为一句话被打成右派。我的老师说，东风压倒西风，他说成西风压倒东风。马兰的爸爸也是为了某一句话。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说是一个不能原谅的错误，却展现了我们社会的一个非常文明的步伐。所以当时他们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也很人道，说我们的选手遇到答不出的问题，说不知道，但不要乱回答。这个很好。

　　主持人松木：你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跟你们父辈的时代不同，我们现在还面临传统文化的问题，青少年怎么吸收传统文化？怎么和它接轨？

　　余秋雨：这其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即使是历史不像我们中国这么长的，也遇到传统价值和当代价值之间的强烈冲突。就像美国里根这样的总统，他和他下一代就完全不同了。代沟变成裂口，这个是正常的。每一次时代的转型，大家在寻找新的价值的时候，在寻找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其它价值观的挑战。其中有一部分人会向我们的传统重新伸手，去拿一点，所谓最优秀的东西，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必然过程。这一点我倒不是非常非常担忧，比如，我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了解程度，不能说最好，可能是熟练的，我能够写本书、写本词，能够写熟练的文言文、能够写不错的毛笔字，能够没有任何障碍的读古代的书。但是我小的时候，语文课本几乎都是人民日报社论，都是政治口号，没有现在中小学里面有那么多古典文学的课文，远远没有。所以说，到一定的时候，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沂源。慢慢的会非常自然的会接受。

　　另外因为我接受，我可以写成一本书，可以传播给很多读者。比如说文革时期，文化断裂了，但还有很多沉积下来了、传播开了。很多人说，你的《文化苦旅》感觉没有比那些没有经历文化中断的人写的好。为什么？因为我中断再反思，思考的时候，有一种惊讶感，对于传统文化的庄严和美丽，有一种惊奇，这个惊讶感是一种美，会感动很多人。如果我从小生活在这种美丽当中，不惊讶了，写出来也就不好玩了。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乐观。可能一时低迷，但一时又高雅、一时放弃、但又一次次选择。然后我要讲一句，学习外国的知识，一点不影响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人类的好多文化的魅力只有在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之后，才能分出文化之间的差别，你花很多时间在里面，你才会明白。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这个人讲话很有逻辑，但这不是学逻辑学得到的，是几何学。几何学是希腊文化，数学给了我逻辑。我曾经得过上海市数学比赛第七名，尽管不是第一名，也不错了。总的说，数学头脑是西方给我的，我的专业是美学。我的逻辑和专业基础都是西方的，但我的生命底座趋于李白、苏东坡。他们是我心中的人。我上次听白岩松讲，现在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学英文，是为了以后到世界上更多的人学中文，这个话不矛盾。千万不要以为好像这个孩子整天读英文，我们孔子的书怎么办？不是这样的。他回过头来，有的时候互相关照，互相理解。

　　主持人松木：都是贯通的。

　　余秋雨：对。

●关于“明星学者”：不太同意这个称号

　　主持人松木：最近电视上将有一种“新说历史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主持电视节目，用某种全新的观点去阐释历史或者历史名著，重新谈《红楼梦》重新讲三国，你对这种历史热怎么看？

　　余秋雨：我觉得蛮好的。让中国的听众们有机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话语系统，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化景象。首先得有人走出来，我们其实最真实的社会已经是通过网站、电视，通过媒体构成渠道，这点我们千万不要否认，好多朋友以为正经的地方是在书斋，报纸、电视、网站都是不正经的地方，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文化文化，这个话字在中国历史上叫“化成天下”。文化的筋骨是要广泛传播的，不然就不叫“化”了，这是文化的目的。有的文化的研究，虽然一下子传播不开，但是他是间接的传播，比如我早先研究印度古代舞蹈理论，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年代的艺术理论。现在能看懂的人很少，但是我在课堂上讲，目的是为了让我的学生能以这个理论作为参考，去从事艺术创造，从事电影拍摄。

　　我们可以来间接的传播文化。纯粹不传播的文化是没有道理的。现在我们对于电视上的讲话，就当做是另一种课程。即便现在的课堂，和过去课堂也不一样了，也有大屏幕投影，也有好多学生在另外一个教室里看，可以看教授的讲课，其实也是“亚电视”。我在好多大学里讲课也是这样，几千人，好多学生挤不过来，他们就在其他的地方，也能看到一样嘛。我到监狱讲课，很多犯人都在听。有几百人，也是通过电视，你就把它看成是课堂的扩大，挪移和更新。

　　主持人大鹏：我看到有网友留言给余老师，希望您能点评以下三位人物。一个是易中天，还有台湾李敖，另外一个是文坛的郭敬明。

　　余秋雨：我不认识易中天先生，我知道他讲课很好，但是我没有听过，完全没有时间，这大家一定能够理解。不是我看不起他，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看报纸——大家可能很愤怒，我怎么不看报呢？——我也不上网，我的博客是有人给我打理，主要是传《秋雨时分》的视频，最恐怖的是我没有手机，我坐飞机到北京机场，接我的人是我不认识的。飞机误点了，墙壁上的电话都已经关了，没处跟人联系都。

　　主持人大鹏：你是故意拒绝使用手机吗？

　　余秋雨：我写作的时候，一旦打断，就很难接上。这和我做院长、做行政工作是另外一回事。那个可以打断的，但是写作是不可以打断的，一打断是接不起来的。我刚有一个美好的感觉，电话响了，永远找不回来了。马兰知道，我在过去写作的时候，她连敲门都不敲，她知道很难让我中断那个事情，她在写作的时候，我也很难打断她。

　　所以一个大家都非常知道的人，我很可能不太清楚。上次有人问我对陈凯歌先生的电影《无极》做何评价，但是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我就没有讲，没有时间看。为什么易中天讲的能够让大家都去听，不认识他的人也听，一定有道理。他抓到了人们的心，选择了一个好方案。

　　李敖，我稍稍了解了一点，我看过他的书，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文化人。当年认认真真的坐监狱，为了追求民族自由和当时国务院的统治进行抗争。那是真的，不是虚假的，这点我是很佩服他的。现在的他，有一些语言方式可能和我的语言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他可能更辛辣，更厉害。我觉得他有一些政治智慧，有时候有一些政治智慧还是蛮妙的。他的脑筋是很精彩的，聪明人，这是一个聪明人。

　　郭敬明我就更不熟悉了。好象有一次，是你们发了一个网友投票的奖。就是2004年十大新闻颁奖。我来颁奖给他，就打过那次交道。这大家可以原谅，我不是关注当代社会文化的评论者，我有自己的事情做，我老在走我自己的路。最近我所关注的，是寻找到如何能够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办法，你讲出来外国人也要听，下一代也要听，听下一代的中华文化。我走来走去，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人家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为什么听不懂？不光是语言的问题。比如我们说“”，他们就说很多那疯子也很勇敢啊，肯定没有讲到点。

　　主持人松木：是文化沟通的问题。

　　余秋雨：文化沟通有问题。

　　主持人大鹏：网友应该给余秋雨老师热烈的掌声。感谢他的这种努力，刚才说的这些人，我们以明星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有很多人，称呼易中天为“明星学者”，似乎你比他是早的“明星学者”。

　　余秋雨：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和他不太一样的。我不太同意给他们明星学者的称号……可能在中国人文化里面，文化里面一讲“明星”，就稍微带一点点的贬义，有一些教授是很认真的。他只是这一段时间里面讲课受到欢迎，如果带有某种贬义是不公平的。我不同意叫他们“明星学者”，是因为我对“明星”的前提要求就是一定要英俊、漂亮、年轻，这是我比较顽固的“明星”概念。就像好多人好几年前告诉我，余老师你怎么看待“美女作家”？我就说作家我不发言，美女作家我要求就比较高了。我是研究戏剧出身的，我对美女要求是很高的。

　　主持人松木：你喜欢人家称你为“明星学者”吗？

　　余秋雨：我无所谓，我是一个常年走在路上的旅行者，谁到过伊拉克？谁到过伊朗？谁不依靠飞机把那些地方走遍？这是很苦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认识你，没有任何人帮助你，因为你不代表国家，不代表什么，没有人保护你。但我还会走。 

(责任编辑：松木)